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近代的政黨政治和民主觀念實際上從未真正深入人心過，在近代的中國，實際上也沒有滋生它的土壤的合法條件。作為“舶來品”，它與中國實際國情的結合，客觀上還需要條件和時間。這個時間，也許需要百年之久。在這樣的政治實踐中，成功的政治領袖，不是靠演說、競選或文章才華，而靠的是軍事、政治、外交及其操縱政局的實力。傳統的政治和實踐，將袁世凱及集團成員磨煉成為一個個實用主義者。他們看重實力，尤重軍隊。他們深深懂得，在近代中國，從政者如無足夠之武力，其政治地位必不易存在與穩定。“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有槍就有權，兵多權則大。這是一條重要的曆史經驗。袁世凱宦海沉浮的一生及北洋集團興亡的曆史，便是對這條經驗最好的注腳。袁世凱與集團的成員在其日常實踐中，認識到實力的重要性。認為隻要有實力，就能立足於社會並讓人依附。因此，他們崇拜實力，首先依附清王朝和實力派官僚，進而創建自己的實力集團。在這種戰略理念的驅使下，袁世凱創建新建陸軍，編練北洋新軍，舉辦北洋新政，使北洋集團從軍事領域擴充到政治、經濟、警政、教育、地方憲政等眾多領域，從直隸走向京師即從地方一步步走向全國，成為全國性的政治實力派集團。盡管袁世凱曾一度被皇族親貴集團趕下台，但他的實力地位卻無法改變，列強在華勢力一直把袁世凱視為“有實力的人物”，北洋集團成員照樣唯他馬首是瞻。由於對實力的崇拜成為北洋集團的政治共識，法律公理對他們就顯得微不足道。他們都把政治權力當做一種商品來對待，他們完全靠金錢和軍隊取得政治權力。他們有些像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雇傭兵隊長，隻是把追求個人財富和權力作為他們奮鬥的目標。
進入民國以後，袁世凱與北洋集團的成員大都仍然崇拜武力，認為武力是解決一切政治問題的最終依據。當袁世凱欲稱帝時，幕僚張國淦曾以輿論、外交、軍事三者不允勸之，袁言：“輿論是空氣作用，已早有布置，外交有英美鉗製日本，軍事我有把握。”由於過分迷信武力而忽視其他社會力量的合力作用，最終導致了袁世凱的北洋集團在民初國家政治舞台上角逐的失敗。
5.幫派性
袁氏集團具有強烈的結黨營私的團體意識。袁氏集團形成伊始，就形成了他們的政治軍事勢力圈。凡是集團以內之人，他們即互相援引、互相提攜，而對非自己團體之人則一概排斥。
據史料記載，光緒末年，官員欲取富貴者，捷徑有二：一曰商部，載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凱主之。皆內因奕劻而借二楊（楊士驤、楊士琦）為交通樞紐，當袁世凱初蒞北洋，梁敦彥方任津海關道，淩福彭任天津府，朱家寶任天津縣，楊士驤、趙秉鈞均以道員在直隸候補。不兩三年，梁敦彥官至尚書，朱家寶、楊士驤均躋節鎮，福彭升藩司，秉鈞內詔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而攀附以起者。嚴修以編修在籍辦天津學堂，遂擢學部侍郎；馮汝騤與世凱聯姻遂擢江西巡撫；吳重熹為世凱府試受知師，遂擢河南巡撫；唐紹儀舊從世凱駐朝鮮，甲午之變，出死力護之以歸，故遇之加厚。即奪盛宣懷路政畀之，郵傳部開，又用為侍郎，一手把持部務，案卷合同盡為所匿，尚書張百熙雖屬世凱姻婭，不能與之抗也。唐紹儀既得誌，複引用其同鄉梁如浩、梁士詒、陳昭常等，皆列要位。士驤又引其弟士琦入商部。徐世昌久參世凱戎幕，鐵良亦常從之練兵，既入軍機，始稍稍攜二。世凱不由科目出身，遇投帖稱門生者，大喜，必力援之。定成晚入其門，遂長大理院。方其勢盛時，疆臣端方、陳夔龍、陳璧、袁樹勳無不附之。
從1902年開始，袁世凱陸續從北洋隨營學堂中選拔學生赴日留學，這些人回國後，大都進入北洋軍內擔任重要軍職。而對非北洋出身的留日學生，袁世凱則不予重用，使他們很難進入北洋軍隊的要害部門。這種營私的團體意識保護了北洋集團的利益不受損失，使各級組織機構都能按照袁世凱的意誌運轉。由於這種團體意識的作用，載灃上台後，雖放逐了袁世凱，但北洋各鎮的各級軍官均為袁世凱一手培植，自成體係，親貴們根本無法插足；而清政府各官僚機構遍布北洋勢力，絕非一朝一夕所能鏟除。因此，袁世凱雖遠離政治權力的重心，卻能在暗中縱橫捭闔，加以操縱。正是因為袁氏集團具有上述幾項特質，所以，當慈禧太後死後，盡管袁世凱被罷官回籍，遠離政治舞台達三年之久，該集團卻沒有解體，相反更加固結。因而，袁氏集團利用辛亥革命之機傾覆政府，取得政權之事情的發生，就是一件不難理解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