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當時在翰林院任修撰，是主戰的清流派中的一員，李鴻藻則是翰林院掌院學士，於徐世昌有師生之誼，又是清流派的領袖。徐早年落拓時，袁有恩於他，二人由此結為好友。袁有所求，徐自是義不容辭。袁世凱的叔父袁保齡是李鴻藻任河南學政時的得意門生，袁即以這層關係“拜門”，自稱“小門生”，而李鴻藻按輩分也就成了“太老師”。袁世凱深諳李鴻藻這個老夫子的心理，故意再加上一頂高帽，稱其為“太老夫子”，把此老抬到了孔夫子的高度，而李鴻藻居然也就舒舒服服地入了圈套。這樣，袁世凱不僅以謙恭博得了李鴻藻的好感，而且還可一下子撇開官場上下級之間通常的拘謹，以通家子弟的方式暢所欲言。從袁世凱打通李鴻藻門路的方式，可以看出他籠絡人心的手段已堪稱爐火純青。
但袁世凱的手段還不僅止於此，他通過徐世昌在北京的關係了解到李鴻藻正在鼓動清流派彈劾李鴻章在戰爭中處置不力。於是，以他對李鴻章的了解，將光緒壬午後李鴻章對日交涉如何軟弱、兩次調回吳長慶軍隊如何失算、與伊藤博文在天津所訂條約如何錯誤，及本人在朝鮮因中國軍隊之撤回對日交涉及對朝鮮處置如何困難、李鴻章如何掣肘，並將最近四個月的往來文電、摘要抄錄繕成小冊數十份，呈送北京要人。袁世凱的這種落井下石的手段，確實使李鴻章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張謇、徐世昌彈劾李鴻章的材料，1895年7月李鴻章被褫職直督，與之不能說沒有一點關係。
不僅如此，早在前線戎馬倥傯之際，袁世凱還曾經毛遂自薦，多次向李鴻藻上書，詳細報告了前線的戰事及自己的一些想法。
1895年5月，戰事剛剛結束，袁世凱馬上回到天津，再次迫不及待地向李鴻藻上書，向李鴻藻仔細分析了甲午戰爭中國方麵失敗的原因及報告了其關於整頓舊軍、編練新軍的一些計劃。
袁世凱陳詞慷慨激昂：
此次兵敗，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無術，其尤足患者，在於軍製冗雜，事權分歧，紀律廢弛，無論如何激勵亦不能當人節製之師……為今之計，宜力懲前非，汰冗兵，節靡費，退庸將，以肅軍政。亟檢名將帥數人，優以事權，厚以餉糈，予以專責，各裁汰歸並數大枝，扼要屯紮，認真整飭。並飭募西人，分配各營，按中西營製律令參配改革，著為成憲，必須使統帥以下均解器械之用法、戰陣之指揮、敵人之伎倆，冀漸能自保。仍一麵廣設學堂，精選生徒，延西人著名習武備者為之師，嚴加督課，明定官階，數年成業，即檢夙將中年力尚富者分帶出洋遊曆學習，歸來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將弁得力而軍政可望起色。
這個報告書，實際上已經表明了袁世凱的根本建軍思想。隻是此時他還不通曉西式兵典，並沒有急於貿然進京求見而已。
對於袁世凱的投靠做法和建議，李鴻藻表示欣賞和讚許。李鴻藻認為袁世凱“家世將才，嫻熟兵略”，對於軍事上之新學識，深有心得，如果畀以練兵之責，必能勝任。因此，在小站練兵的問題上，李鴻藻不僅將袁推薦給榮祿，而且極力保薦。
關於袁世凱如何結識榮祿，有四種說法。
第一種是王伯恭《蜷廬隨筆》的說法：
（袁）於是招致幕友，租住於嵩雲草堂，日夕翻譯撰寫兵書十二卷，以效法西洋為主。書成，無術進獻，念當時朝廷的權貴中，唯有相國榮祿，深結主上的知遇，言聽計從。然而素昧平生，沒有途徑結交。探聽到八旗老輩中有個叫豫師的，最為榮祿所信仰，又探聽到豫師與閻敬銘相國最相得，而閻既為路閏生的入室弟子，又有姻親關係，非路氏開口不足以說動他。因此想到路氏子弟有在淮安做官的，家也在淮安，而項城（袁世凱）的妹夫張香穀，係漢仙中丞之子，家也在淮安，必與路氏熟悉。於是托香穀以恭敬的禮節和豐厚的貲財請路辛甫北來，在自己的幕府中作為上等客人。由辛甫以見閻文介，由文介以見豫師，由豫師以見榮文忠，層遞納交，果為榮文忠所賞識，項城於是執禮為榮相國的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