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克林頓與弗農·喬丹打高爾夫球時，帕特森說，他們兩個就會講一些下流的笑話，克林頓就指著漂亮女人，用汙穢的語言描述她們。81多恩·休伊特回憶說，在一個關於喬丹的“60分”訪談節目中，當麥克·華萊士問喬丹：“你和克林頓在高爾夫球場上談論些什麼？”喬丹回答說：“Pussy”。後來人們問喬丹：“你怎麼能在廣播中說那樣的話？”喬丹回應道：“如果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就是這麼說的，你們想讓我說什麼？” 82
克林頓在打球時經常抽雪茄，有時候甚至違法抽古巴雪茄，而在這些古巴雪茄中，有一部分是別人送給雷伊·萊斯尼亞克的。萊斯尼亞克說：“我沒有告訴他那是古巴雪茄，但他吸第一口就能判斷出來。” 83
比爾·克林頓本可以每天都打高爾夫球，但他覺得他必須抗拒高爾夫的誘惑，否則，在公眾的眼裏，他將成為一個南味油炸艾克或傑裏·福特。
2002年1月，比爾、希拉裏、切爾西和克林頓夫婦的捐助人——“美國資訊”公司的董事長維諾德·古普塔（在一個股東提出古塔普從公共貿易公司取出一大筆錢捐給了克林頓夫婦的質詢後，84他被棄之一旁。）在阿卡普爾科度假。古普塔用他公司的飛機將他們載到那兒。在克林頓全家外出時，總統的那隻咖啡色拉布拉多犬巴迪跟著一個承包商人從家裏跑了出來，結果在查巴克雙向高速公路上被一輛汽車撞死了。
自從克林頓進入白宮，巴迪就一直是他忠實的朋友——它的主人在1998年8月承認他和莫妮卡·萊溫斯基存在性關係後唯一的慰藉和夥伴，一起睡覺，一起做其他事。其中一張最出名的照片是克林頓一家三口從馬薩葡萄園島度假回來穿過白宮草坪，步行來到“海軍一號”，切爾西走在中間，她大膽地撮合她的父母，左邊的手拉著她母親，右邊的手拉著她父親，總統的右手則牽著仍然暴戾的巴迪，它的腳向前邁著，頭卻朝向總統。85
希拉裏認為克林頓可能會有他的資金負責人和高爾夫球夥伴特裏·麥克奧利弗等人的陪伴，因此，在那次旅行上（發生在比爾承認與萊溫斯基存在性關係後），她讓麥克奧利弗不要與他們在一起。希拉裏在那段時間裏拒絕和克林頓談話，這次可能是她要對丈夫進行懲罰。巴迪真的成了他唯一的慰藉。86
2002年克林頓在查巴克的室友死亡後，他仍舊無所事事，仍然生活在他做總統時的那些榮光裏，沒有一個明確的計劃。他大部分時間都和老朋友們一起度過，比如馬克·布依爾和蘇茜·布依爾（他們一如既往地尊敬他，同時他們也是希拉裏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他們大多談論過去的事情——一個關於菲德爾·卡斯特羅的令人愉快的故事。
在克林頓第二任期快要結束的時候，布依爾夫婦到古巴去旅行，參觀了切·格瓦拉的住處。攝影師阿爾伯托·科爾達在1960年為切·格瓦拉拍攝了經典照片——戴著一頂貝雷帽，露出長長的卷發。87科爾達從床下拉出一些照片底版，包括一張卡斯特羅在1959年站在林肯紀念堂前的照片，照片中的卡斯特羅，摘下了帽子，看起來很疲憊，雙目凝視著亞伯拉罕·林肯。布依爾讓科爾達再翻照一張，這樣他可以送給克林頓總統。科爾達對此“印象深刻”，布依爾說，他很高興地在照片上寫上話贈送給總統，說“倍感榮幸”。
科爾達隨後提到，他在前晚已經打電話給“菲德爾，並且我告訴他有一張他的照片將要到達比爾·克林頓的手中，菲德爾對我說讓你轉告比爾·克林頓，這個莫妮卡·萊溫斯基是他敵人的作品。”
布依爾將關於萊溫斯基的談話告訴克林頓，卻留著照片，直到克林頓卸任後，“因為對他來說接受任何從古巴來的東西都是違法的”。
2002年6月，布依爾夫婦回到古巴，這次和他們州的參議員芭芭拉·博克瑟一起。卡斯特羅邀請博克瑟一行到哈瓦那革命宮殿，在那兒舉行了一個雞尾酒招待會，他們見到了古巴的領導，布依爾說，他穿著他的“橄欖色綠軍裝，看起來有點像克林頓……他非常有魅力，使你覺得你是他唯一的說話對象”。布依爾告訴卡斯特羅，他和蘇茜就是將科爾達的照片交給克林頓的人，聽到這兒，卡斯特羅回應說：“我見過克林頓總統一次，當時他看起來並不想和我握手。我們在聯合國的一次招待會上背對背坐著，我轉過身去，伸出我的手，克林頓總統也伸出了手，我們進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交談，不過，我不方便告訴你們那次談話的內容。”
這晚過得真慢，可能隻有比爾·克林頓會珍惜它——會見四個小時直到午夜，然後是四個小時的吃飯時間。如果不是參議員博克瑟有點累了，時間可能會更長。他們離開時，卡斯特羅送給每位女士一束花，每位男士一盒雪茄。“如果您再給我一盒，”布依爾告訴卡斯特羅，“我將帶給比爾·克林頓。”
“克斯特羅就點上煙，和他的翻譯交談了十多分鍾，因為他想正確處理這件事情，他在這盒雪茄上寫下一個便條，寫上他們在聯合國見麵的日期和其他一些讚美之詞，然後署上名字和日期。”
當他將這盒雪茄交給布依爾的時候，卡斯特羅說，“現在我將告訴你這次談話世界上隻有三個人知道，總統將知道這個盒子真的是我送的。你告訴他，我們（在聯合國）討論的那些試驗都已經完成了。”
三個月後，即2002年9月，克林頓來到舊金山布依爾的家，為了給國會女議員南茜·佩羅西募集資金，她現在是眾議院的議長。布依爾將雪茄交給克林頓。“他讀了上麵的信息後，說的第一句話是，‘哦，他將日期弄錯了兩星期。’隻有克林頓會對你說這些。‘我們確實有段好時光，’他說，‘我將珍惜這個，因為在我當總統的時候，我收到了世界各國領導人贈送的紀念品，但是卻沒有來自卡斯特羅的任何東西。’”布依爾然後告訴了克林頓那個秘密口信，“克林頓隻是看著我，什麼都沒說。”（布依爾猜測克林頓和卡斯特羅談論了古巴的艾滋病問題。卡斯特羅有點擔心這種病的爆發會影響旅遊業。）88
一個月以後，媒體猜測比爾·克林頓可能會競選新澤西州的參議員——克林頓夫婦將不得不購買第三套住房——在他的朋友羅伯特·托裏切利宣布不會重新參選之後。托裏切利疲於應對倫理調查，擔心民主黨將席位輸給共和黨，在離選舉還有一月多一點的時候，托裏切利宣布放棄競選。89但克林頓並不感興趣。
在下個月進行中期選舉時，作為世界上最聰明的政治策略家的克林頓受到了嚴重打擊。有些候選人趕忙與他撇開關係，那些接受他幫助的人經常感到很難過。他所接觸的競選幾乎每一場他們都是失敗方。羅伯特·薩姆·安森在《名利場》中寫道，民主黨人接受“他提供的幫助就像與傷寒瑪麗睡了一覺”。90
喬治·沃克·布什不但沒有在象征性的中期選舉中失利，還在國會中贏得更多席位。布什的勝利意味著民主黨在國會上已無法控製他。一直抱怨布什在2000年選舉中偷走了戈爾職位的那些人失去了聲音。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講師伊萊恩·卡瑪克曾是阿爾·戈爾的資深顧問，她稱克林頓現在是一個讓人敏感充滿爭議的人物：“他眼睜睜地看著2002年中期選舉的每一場激烈競爭，卻沒有人邀請他參與他們的競選活動。”她說，在那年相繼進行的地方長官和參議員競選中，他獲得“零”業務。91
在克林頓政府中擔任了八年司法部長的珍妮特·雷諾在佛羅裏達州競選民主黨州長的提名，她希望克林頓離她遠一點，據羅伯特·薩姆·安森說，她盡量不在網絡自傳上提到克林頓。92今天，雷諾對克林頓讚不絕口——“我見過的最聰明的人之一”——不忘添上句“他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但是她並不試圖疏遠他。不過她也承認說，她從不讓克林頓為她拉選票。93
羅伯特·托裏切利曾指責雷諾給克林頓帶來痛苦（他說是雷諾在關鍵時刻讓肯·斯塔爾繼續調查的），他回憶說，在2002年佛羅裏達地方官員初選中，他正在為民主黨人——除了雷諾以外——募集資金。“我過去常來佛羅裏達募集資金，”托裏切利說，“並且我告訴人們不要為珍妮特·雷諾捐錢。” 94
雷諾在初選中敗給了坦帕律師比爾·麥克布萊德。克林頓曾經幫助麥克布萊德在大選中對陣傑布·布什，95傑布·布什曾宣稱自己幫助了哥哥贏得佛羅裏達，繼而成為總統，因此，對於一些渴望複仇的民主黨人來說他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目標。選舉前的那個星期六，在勞德代爾堡的一次集會上，麥克布萊德為克林頓舉行了一場氣氛熱烈的招待會，其中，《華盛頓郵報》報道說：“一個女人舉著一塊標語：‘想想克林頓在什麼時候聰明過？’”最後的結果是傑布·布什輕鬆獲勝。96
在北卡羅萊納州，克林頓的老朋友、前幕僚長厄斯金·鮑爾斯讓前總統不要參與他競選美國參議員的活動。（不過，他最終還是敗給了伊麗莎白·多爾。）97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全國很多地方。一個亮點是拉姆·伊曼紐爾在芝加哥贏得了一個國會席位。
在那次選舉後，比爾·克林頓向中立派民主黨領導委員會做了一場演講，指責軟弱的候選人讓選民覺得他們在安全問題上不是很強硬。在嘲笑克林頓發表蒼白無力的中期演說時，《紐約郵報》花邊新聞專欄作者將克林頓形容為“前首席發情公狗”。報紙故意撇開托妮·莫裏森稱讚克林頓為“第一位黑人總統”的話，卻引述阿爾·夏普頓牧師的話，稱克林頓為“第一位原色總統。” 98
2001年12月，克林頓手握金鍬，為他的圖書館挖土奠基，圖書館將在來年的前半年開始建設。99
克林頓總統立即從一些朋友那裏籌措資金，包括丹妮絲·裏奇、維諾德·古普塔、大衛·蓋菲、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約翰·卡西馬蒂斯、羅恩·伯克爾、約翰·愛默生、芭芭拉·史翠珊、霍華德·塔爾曼，等等。早前，克林頓還向卡耐基公司總裁瓦坦·格裏格瑞恩征求募集圖書館資金的意見。格裏格瑞恩建議克林頓“與安那伯格的人取得聯係。後來，安那伯格基金會向克林頓總統圖書館捐了一百萬美元。”格裏格瑞恩也與蘇格蘭慈善家湯姆·亨特進行了聯係，亨特隨後與克林頓一起去了非洲，並為“克林頓全球倡議”（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捐了一百萬美元。根據《紐約時報》記者最近一項調查，另一名資助者是時任勞拉空間和通信公司總裁的伯納德·施瓦茨，那時他正被懷疑向中國提供了衛星技術。《華盛頓郵報》後來報道說，克林頓圖書館的資金有10%來自外國，其中一大筆錢來自沙特阿拉伯。100
雖然對總統競選捐錢有限製，但對個人可以為總統圖書館捐多少錢卻沒有限製；但是，一些現行法律要求每季度公開一下超過200美元捐助的來源。這個法案的支持者包括民主黨人巴拉克·奧巴馬、拉姆·伊曼紐爾和亨利·韋克斯曼，它將有可能及時被製定成法律，以不利於喬治·沃克·布什為他的圖書館募集資金。101
麥克奧利弗在回憶錄中寫道，克林頓為圖書館募集資金的努力就好像密切關係著共和黨的未來。“我們知道這些一丘之貉的膽小鬼將一直攻擊克林頓總統，在他離開白宮很久以後，他們還在試圖毀壞他的名譽，這就是我為什麼一定要成立一個論壇，來準確講述克林頓執政時的事實，讓美國人和全世界人都看到、都明白那為什麼是我們一生中最好的八年。比爾·克林頓總統圖書館將成為我們來確立他的遺產的工具。”102
朋友們希望克林頓在離開白宮後生活能夠變得有規律些，但他們注意到他看起來像擺脫了約束——就像一名大學本科生第一次不用接受父母的監護。裏昂·帕內塔說他前老板的生活“很隨意”。他能判斷出克林頓在哪段時間每天晚上隻睡三個小時。“他熬夜的話，聲音就會出現變化。” 103
他的崇拜者將他的習慣歸因於他永不滿足於他現有的智慧。“我覺得他對知識和信息很貪婪，”唐娜·夏拉拉說，“並且，他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位政界人士讀書都要多。” 104
一位顯要的政治智囊回憶他到白宮拜訪克林頓時的情景：“我跟著他一起到了他的住處，他懷裏抱著滿滿的書，正好讀完一批，要拿一摞新書來讀。” 105康拉德·布萊克寫的一本1200多頁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傳記在2003年出版，他送給比爾·克林頓一本，克林頓回信談“關於羅斯福的特殊問題。很明顯，他沒有讀這本書。” 106約翰·愛默生找借口說，克林頓讀書“比光的速度都快”。他回憶說，白宮每天的新聞“幾乎一英寸厚”，但克林頓卻能注意到一個加利福尼亞州的經濟學家的負麵評論，那是在《洛杉磯時報》商業故事八十頁簡寫本的一個跳頁。107
他覺得他不會長壽，朋友們說，這使他不願意在睡覺上浪費時間。還有他那喜歡社交的奇特性格，不知是天生如此還是受到不幸孩提時代的影響，他無法忍受獨自一人。
一個曾仔細觀察過克林頓的人說，克林頓很可能與旅伴道格·班德打撲克到淩晨四五點，而不是讀書。“他從不睡覺，是個失眠的人，精神和身體都不需要太多休息，他不需要睡覺。他的新陳代謝有些特別。”這個人也注意到，考慮到他所消耗的健怡可樂——“從早上開始，他喝的健怡可樂的量超過你的想象”——如果他睡著了你會更驚訝。108
克林頓的朋友們堅持說他是圖像式記憶，他們好像都記得一個故事，他在五年前隻見過某個人的姑姑三十秒，但他現在仍然記著她的名字。“你自己可以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一個人的名字他給忘記了”， 比爾和希拉裏在耶魯法學院的同事大衛·舒爾特挑戰道。109《芝加哥論壇報》的裏奇·科根稱克林頓的這種記憶是“某種阿斯伯格氏綜合症（Asperger’s syndrome），（他看起來像個）研究東西和人的白癡專家。” 110
“你問他一個問題，他會想一下再回答，字斟句酌，很有條理，引用大量事實和數據”，支持克林頓卸任後事業的已退休的摩根斯坦利執行官小安森·比爾德說。“他的大腦不可想象，這讓我想起我的曾祖父，據說他讀一本工程書籍，如果你問他第62頁第三段講了些什麼，他就能夠說出來。” 111
但是一位華盛頓政治顧問說，克林頓不僅僅隻是進行圖片記憶。“他是一個合成思維者，將許多分散的想法和孤立的材料彙集在一起，進行加工後得到新想法或不同的看法。” 112與克林頓一起工作過的人們經常提到，他吸收不同的信息，選擇突出的東西，將它們組織成一條有內在聯係的信息，這些拚接組裝的過程都是在他的大腦裏進行，而不是在計算機上剪切和粘貼。因此，他在進行演講時內容就比較連貫，也很有說服力。113
大腦如此發達，精力如此充沛，比爾·克林頓知道他不能再不務正業了。他怎麼做才能夠讓人們承認他是一位在世界上有影響的政治家呢？他怎麼能夠甩掉由《美國旁觀者》總編羅伯特·埃米特·泰裏爾送給他的“克林頓男孩”這個綽號呢？（泰裏爾將克林頓描述為無紀律、不誠實和非常不成熟的人。）他要怎麼做才能讓人們看到他這個五十多歲的人不再想起他們還處於青少年時期的兒子？114
他繼續問自己一些問題，他的朋友馬克·布依爾說：“大意是他怎樣才能既可以追求真正使他感興趣的東西，同時又不會對希拉裏的事業造成負麵影響；不再搶她的鏡頭，也不再因為一些政治問題產生爭議，鬧得夫妻不和，讓人們看他們的笑話。” 115
總體來說，他在白宮外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這要歸功於可憐的布什對伊拉克戰爭的誤判，以及人們認識到布什笨拙的言辭比一個好好先生的廢話都更能反映他平庸的智力。
朋友們經常說比爾·克林頓本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牧師。他看起來正在利用他的那種素質，在某種程度上結合他的演講計劃，開始在彙集那些意見製造者的精英會議上對網絡進行傳教。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他越來越受歡迎。“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馬克·布依爾說。“他到達沃斯那兒就像是一個搖滾明星，說話時每個人都願意聆聽。” 116
一個可以評價他卸任後工作的問題開始引起他的興趣。
在2000年晚些時候，克林頓試圖弄清他卸任後應該做些什麼，托尼·科爾賀建議他將精力集中於“窮人和艾滋病”，賦予它“道義”。科爾賀提醒他說，他是“第一位黑人總統”。117
克林頓第一次關注HIV/AIDS在非洲的流行情況是在2001年，但是他曾在任期最後的幾個月開始了深度的關注，當他第二次去非洲訪問時，他被疫情深深震撼了，並認識到他作為總統對此做得太少了。梅蘭妮·維微爾當時隨行，她稱，那些指責他做得不夠的人“無視事實”，克林頓努力在“他任職的最後幾個月盡量彌補過去的損失”。118
理查德·馬靈克是一名內科醫生、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教授、伊麗莎白·格拉瑟兒童艾滋病基金會科學主任，他說，通過訪問非洲，討論非洲，並認真對待非洲，克林頓開始試圖控製疫情的惡化，但是在他這屆政府中太遲了，對他來說時間已經基本上用完了。119
克林頓在艾滋病上的記錄並不好，在1997年，他說預防艾滋病的疫苗將會在十年內研製出來。艾滋病實踐人士對此表示懷疑，因為他隨後並沒有投入任何資金。120（早前也有預測，如在1984年，時任健康和人類服務中心主任的瑪格麗特·海克勒預言說，將在兩年內研製出疫苗。）121克林頓自己的HIV/AIDS顧問委員會成員威脅說要一起辭職，並同意對政府來消除HIV傳播的能力投非信任票，因為克林頓政府不同意用聯邦資金為癮君子支付安全的針頭。122
凱文·德考克是世界衛生組織HIV/AIDS部的主任，他稱，“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說，克林頓任職的這些年裏，在AIDS的科學研究上沒有取得什麼進展。”克林頓總統和國會僅撥出一億五千萬美元來應對非洲艾滋病危機。123理查德·馬靈克當時每年都要在非洲待半年時間，當他對卸任後的克林頓說他本可以做得更多時，克林頓並沒有引咎自責，而是指責共和黨國會：“我們試圖增加資金，但不是被否決，就是要消減一些錢。” 124克林頓健康和人類服務中心主任唐娜·夏拉拉支持克林頓——這並不奇怪——她反對由他們這屆政府來承擔應對最早在1981年裏根政府早期發現的疾病的責任。“他至少拯救了上千名美國人”，她說，“我們無法讓國會來關注那些國際問題。” 125
其他一些為克林頓工作過的人也為他辯護。他在第一任期內的國家安全顧問托妮·雷克在聲援他的前老板時說：“當克林頓總統第一次說HIV/AIDS將成為一個國家安全問題時，就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126雷克的繼任者桑迪·伯格同意說，上麵那樣的聯係說法是重要的，但是他承認說：“我覺得我們做得不夠，因此我覺得這將給他動力。” 127
克林頓也被女兒對自己的批評所感動。埃裏克·古斯比（泛大陸全球艾滋病基金會首席執行官，曾在克林頓政府以及健康和人類服務中心指導製定艾滋病政策。）回憶說，他第一次聽到總統表達“某種遺憾”是在切爾西正在牛津撰寫關於HIV/AIDS的畢業論文時。克林頓讓古斯比來幫助一下這位第一女兒，為她找一些可能提供她需要的數據的網站。她的論文，古斯比回憶道，“對他父親的做法進行了尖銳的批評，這些批評更多針對的是治療，而不是預防。這在那時引起了克林頓的反省，好像就在走廊裏，‘是的，你知道，她是對的。我真的應該做得更多一些。’” 128他在卸任後承認，這麼長時間他一直保護那些大製藥公司的專利，致使世界上貧窮的人們無法買到比較便宜的非專利藥。129
克林頓在卸任後設立了克林頓基金會，但還不知道怎樣運作，他很快認識到美國對HIV在非洲的傳播所采用的政策是錯誤的，於是就思考著怎樣改變它。他一直接受愛拉·邁格辛納的幫助，克林頓授予邁格辛納克林頓基金會HIV/AIDS倡議項目主席的職位。他和61歲的邁格辛納有很深的交情，這可以追溯到在牛津上學的時候，他們都是羅茲獎學金獲得者。後來，還是一名管理顧問的邁格辛納來到白宮為克林頓工作，進行希拉裏的全民衛生醫療計劃，但以失敗而告終，此後，邁格辛納還待在白宮，他在1996年接受另外一項職務，即作為克林頓的首席因特網顧問，確保因特網不像無線電頻率一樣被劃分，保持全球自由聯網。130
邁格辛納在2001年首先與埃裏克·古斯比聯係，他問古斯比是不是克林頓應多關注治療而不是預防。131邁格辛納得到的回答是治療，對此他很滿意，於是他立即招募成員。在2002年巴塞羅那國際艾滋病大會上，邁格辛納讓馬靈克加入他們的誌願者隊伍，並且詢問他還有誰對非洲的HIV/AIDS的治療比較感興趣。132
第二年，邁格辛納與理查德·費舍姆取得聯係。在費舍姆所謂的一個“頭腦風暴晚餐”上，討論的問題是克林頓基金會應扮演什麼角色。費舍姆說，答案是將人們的焦點從預防（比如節欲或使用避孕套）轉移到幫助那些已經是HIV陽性的感染者和那些在性交時可能將病毒傳染給配偶、在生育或哺乳時傳染給孩子的人。133在美國，那些HIV陽性的人們實際服用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ARVs）可以將“死刑”轉化成“緩刑”——慢性可控疾病，但是，這種藥物價格太高，第三世界國家的大多數患者或感染者都負擔不起，所以，需要做一些事情，讓非洲人也能使用這種藥物。因此，克林頓將注意力放在了向非洲那些感染的、患病的和垂死的人提供抗逆轉錄病毒藥物以此來減少死亡數量上。
“我認為克林頓將這看成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無法逃避的道德問題，”理查德·馬靈克說。“如果我們不認真對待非洲，疫情就會威脅到國家的生存，他看到……我們基本是拒絕，就像進行塔斯基吉梅毒實驗（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時卻拒絕為患者提供治療一樣……並且克林頓對此頓悟……當治療切實可行時，我們不可以說：為非洲人治療是個‘無底洞’，‘我們準備將錢花到預防上’。” 134
比爾·畢克奈爾是波士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一名教授，也是萊索托—波士頓衛生聯盟的主任，他描述了治療和不治療HIV/AIDS的不同後果。“當一個人感染了HIV病毒，如果不進行任何治療，可能在四到八年內他仍然很健康。因此在感染後，可以在五到七年內不進行治療，但隨後就要進行治療，如果此時沒有進行治療……則將在兩年內死亡；如果進行了治療，就會活得長一些。沒有人知道能再活多久，但是有人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接受治療了，到現在還很好。”畢克奈爾將它與糖尿病作對比，在人工可以合成胰島素之前，“（糖尿病）可以在短短幾年中致人死亡。現在呢，‘噢，我很早以前就是一名糖尿病患者了，但我依然活到了暮年。’” 135
克林頓開始用他的聲音、他的影響力、他可以接觸世界各國領導人和到全世界去的能力，來宣傳HIV/AIDS。理查德·費舍姆說，幾乎從一開始就非同凡響，收效顯著。136但是，理查德·馬靈克卻擔心，克林頓這麼賣力地建立他的遺產，將抗擊艾滋病作為政治運動，能量一下子爆發出來，可能隨後就沒有興趣了。馬靈克和前總統克林頓在2002年第一次會麵時就出現了正麵碰撞，馬靈克向他列出了“服務條件”。克林頓還不習慣別人用那種口吻對他說話，而且別人對他所做的事表示懷疑也讓他很不舒服。馬靈克回憶道：“克林頓臉變紅了，說‘你認為我沒有說實話？’克林頓非常生氣地說：‘我聽說你擔心。’然後他不停地做出保證，‘你需要我，我將去那兒……如果你需要我給誰打電話……那是我的工作，愛拉·邁格辛納會安排的。’”馬靈克回憶稱，總統很堅決地說：“不會隻這一年，也不止到下一年，這件事從現在起我要一直堅持到它得以解決為止。”
此外，馬靈克擔心克林頓參與進來會引來很多人拍照。“當我們在哈萊姆的辦公室見麵時，我們達成一致，堅持作為一組誌願者，不發表公告，不舉行新聞發布會……也不給予拍照機會，除非有某些特別重要的東西要宣布，或者除非它有助於當地政府推行他們的艾滋病計劃。”馬靈克始終無法消除他的擔心，因為比爾·克林頓曾經是並將一直是一個愛炫耀的人。137
注 釋
1. Don Fowler， Interview with author， February 14， 2007; Michael Barone， Interview with author， September 19， 2006; Christopher Ogden， Interview with author， August 29， 2006; Scott Reed， Interview with author， December 1， 2006.
2. Lynn Cutler， Interview with author， June 29， 2006.
3. Bob Kerrey， Interview with author， July 24， 2006.
4. Elaine Kamarck， Interview with author， October I0， 2006.
5. Jake Siewert， Interview with author， January 15， 2007.
6. Mark Updegrove， Interview with author， October 22， 2006.
7. Jody Powell， Interview with author， December 7， 2006.
8. Douglas Brinkley，The Unfinished Presidency: Jimmy Carter’s Journey to the Nobel Peace Prize，Viking/Penguin，1998，p.354；Terry McAuliffe，with Steve Kettmann，What a Party: My Life Among Democrats， Presidents， Candidates， Donors， Activists， Alligators， and Other Wild Animals， St. Martin’s Press， Thomas Dunne Books， 2007， p. 35.
9. Don Fowler， Interview with author， February 14， 2007.
10. Bill Simmons， Interview with author， August 24， 2006.
11. Hamilton Jordan， No Such Thing as a Bad Day: A Memoir， Pocketbooks， 2001， p. 191.
12. Bill Simmons， Interview with author， August 24， 2006.
13. Jody Powell， Interview with author， December 7， 2006.
14. Hamilton Jordan， No Such Thing as a Bad Day: A Memoir， Pocketbooks， 2001.
15. Alessandra Stanley， “On Tour with Jimmy Carter; Worlds of Advice， Bittersweet，” NYT， January 14， 1993; Anne E. Kornblut and John M. Broder，“The Ex-Presidents’ Club Bids a Member Goodbye，” NYT， January 3， 2007.
16. Hamilton Jordan， No Such Thing as a Bad Day: A Memoir， Pocketbooks， 2001， p. 199.
17. Douglas Brinkley， The Unfinished Presidency: Jimmy Carter’s Journey to the Nobel Peace Prize， Viking/Penguin， 1998， p. 369.
18. Interview; source wishes to remain anonymous; Hamilton Jordan， No Such Thing as a Bad Day: A Memoir， Pocketbooks， 2001， pp. 199-200.
19. Jody Powell， Interview with author， December 7， 2006.
20. Larry King， Interview with author， October 28， 2006.
21. Jake Siewert， Interview with author， January 15，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