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文化巨人，他的文化藝術作品雖然是民族性的，但這種民族性就蘊涵了它的世界性。莎士比亞、巴爾紮克、托爾斯泰、雨果、貝多芬、畢加索等文化藝術大師，他們的作品既是屬於他們民族傳統的，同時由於他們表現了人類共同的精神困惑與追求，因此而成為世界性的文化藝術精品，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力。
屈原的影響力也是世界性的，他並不僅僅屬於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而是屬於世界文化寶庫。早在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就將屈原列為世界人民紀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加以紀念，更加推動了屈原的作品向全世界傳播。
在世界其他國家中最早受到《楚辭》影響的，當屬與中國文化淵源很深的鄰國日本。唐代中國與日本交流較為頻繁，高僧鑒真曾東渡日本，有效地促進了中國與日本文化的交流。日本這時也有留學生在中國的長安學習，回國後帶去了中國的文化。這樣，在我國盛唐，《楚辭》就已經傳入了日本，並深受日本人民的喜愛。這時，昭明太子編的《文選》也已經傳入日本，《文選》被作為日本的教科書。《文選》中收入《楚辭》重要篇章甚多，如《離騷》《九歌》《九章·涉江》《卜居》《漁父》《九辯》《招魂》《招隱士》等，所以日本學者自然很熟悉《楚辭》。日本的平安朝，已經刊刻《楚辭》多種，“《楚辭》家卅二卷”，其中包括王逸的《楚辭》（章句）等。到了日本江戶時期，日本刊刻《楚辭》多種，王逸注、洪應祖補注、朱熹注都有刻本。與此同時，日本研究《楚辭》的學者也日漸增多，《楚辭》研究在日本成熟起來。近代的西村時彥“愛屈宋騷賦，自命讀書之室曰百騷書屋，搜羅古今人箋注《楚辭》之書無遺”，著《屈原賦說》。《屈原賦說》為其在京都帝國大學授課之講義，是一部較為全麵的《楚辭》概論。到了近現代，日本學者對於《楚辭》的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績，主要有：《楚辭師說》《楚辭》《譯注楚辭》《巫係文學論》《楚辭之研究》《屈原》等，另外還有不少研究論文。
之所以《楚辭》最先在日本流行，是因為中國與日本在古代就交流最為頻繁，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文化亦有許多相似之處，所以《楚辭》在日本得到流行是很正常的事情。這說明日本民族在早期對中國文化的接納，對中國古代的燦爛文明是持仰慕態度的。《楚辭》等中國古代文化在日本的傳播，使得日本民族具有很多與中華民族相類似的民族特征。
歐美等西方國家對《楚辭》的研究則要晚很多，歐美等國研究《楚辭》始於近代。最早的譯文大約是德國費茲曼於1982年發表的《離騷》德文譯本。1870年法國德理文發表了《離騷》的法文譯本。英譯本、意大利文譯本也在同一時期產生。除翻譯《離騷》外，西方學者翻譯《天問》也很多，美國亦出版過研究《楚辭》的著作，如《離騷：屈原解除痛苦的詩》《楚國的狂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