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國藩的心目中，中國自古以禮教治國，不問遭遇如何的變故，而聖賢的書不可不讀，聖賢的遺教不可不守；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學說，不可不繼續發揚光大，萬世流傳。因此，曾國藩的所謂”以禮自治“的目的，就是呼籲封建統治階級，認清”四方多難，綱紀紊亂“的形勢，”謹守準繩，互相規勸“.曾氏鼓吹封建主義的自我犧牲精神，強調”克己複禮“,甚至在必要時去”捐生“賣命，從而動員和團結封建地主階級一致行動起來，鎮壓農民起義，維護封建社會秩序和封建綱常名教，挽救清王朝的危亡。
曾國藩之所以能夠完成殘酷鎮壓農民起義的事業，成為清末統治集團中的核心人物，被一些人頂禮膜拜，推崇為一代”聖賢“、”萬世之師表“,他的這套”以禮自治“和”以禮治人“政治主張的成功及其實際效果的產生，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在這種”禮治“觀念的促使下，他以”禮“勸說、動員和吸引封建官僚士大夫以軍旅為職業，與農民起義軍為敵；他以”禮“要求、鼓勵和誘導他的子弟、他的部屬，去維護傳統的儒家文化，維護封建專製製度，維護滿清統治，並不惜以死效忠。
與此同時，曾國藩的所謂”以禮治人“,就是企圖把人民群眾的一言一行納入地主階級”禮治“的軌道，使”人人納入規範之中“.他認為，滿清政府之所以腐敗，封建統治之所以江河日下，日益應付不了新形勢的發展；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風暴之所以席卷大半個中國；外患之所以紛至遝來，一發不可收拾，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人民心目中”禮“的觀念淡薄，固有的封建倫理和社會秩序紊亂倒置。因而，他在書信和日記中都反複談論到這個問題。他明確認為，”方今四方多難，綱紀紊亂“,要維護成法，就必須崇尚”人治“;要做到”以禮治人“,就必須以孔孟宣揚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為基本準繩，去教育和感化人們的心靈，使之聽命於封建統治者的束縛和驅使。曾國藩公開宣稱：如人們穿鞋、戴帽”不可倒置“一樣，”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級製度和禮教綱常，也”不可倒置“,不可越離，必須嚴格遵守。他認為，封建的仁義道德是自古之變之常徑。他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謂道。“由此可見，曾國藩”以禮治人“的目的，就是要封建統治者團結一致，”辟異端“,正人心，不許人民犯上作亂，強迫人民俯首就範。
可見，曾國藩之所以與太平天國為敵，從實質上就是由於他受儒家思想濡染最深，他的頭腦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超越了一切。因此，他要為維護滿清統治而戰，為維護中國傳統文化而戰。
另一方麵，他又十分強調當官愛民，而愛民思想本身又是儒家”禮治“”仁義“思想的淵藪。
曾國藩的愛民思想應該說得益於他受的儒家文化的影響。愛民就要”養民“,使百姓努力生產，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他關心民眾，獎勵生產，他治家注意耕讀二字，治世注意教養二字，皆有深意。他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吾所過之處，千裏蕭條，民不聊生。當亂世，處大位，而為軍民之司令者，殆人生不幸耳。弟信雲：”英氣為之一阻“,若兄則不特氣阻而已，直覺無處不痛心，無日不懼禍也。
曾國藩認為，理想而又稱職的政治家應具有以下品格：
一是責任。就責任方麵而言：無論為人君，為督撫，為州縣之官，均負領導社會，轉移風氣，培養人才之責任，這在曾國藩的”應詔陳言疏“中固可知之，於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嚐致官文書雲：”弟與閣下均居崇高之地，總以維持風氣為先務。“亦足見曾國藩理想中之政治家當負有維持風氣之責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麵言：欲領導社會，轉移風氣，必當律己以嚴，以身作則。此於曾國藩之”應詔陳言疏“中既可知之，於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複李希庵函雲：”今天下大亂，人人皆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者焉。吾輩當自立準繩，自為守之，共約同誌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耳！“足見曾國藩理想中的政治家應當具備律已以嚴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