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回籍未滿四月，遽棄庭闈，出而蒞事，不特臣心萬分不忍，即臣父亦慈愛難離。而以武昌警急，宵旰憂勞之時，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責。
言下之意是，守製之事，從個人的角度來說，確是很重要；但國家危難在即，我雖在守喪之時，但為國家利益、為”匡時救世“擔當應負之責，即使暫時背不孝之名也值得。從此以後，曾國藩雖曆盡千辛萬苦，碰到的困難不計其數，終因受救世人生哲學的驅使，忍辱負重，不敢懈怠，為清廷盡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關的時刻，也在所不辭。如1854年兵敗靖港，憂憤投水欲自盡，被章壽麟等救起，隨後反複惦量，終於鼓足勇氣繼續與太平軍作戰。每次遇到危急時刻，他都”咬牙“堅持，直至把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血腥鎮壓下去。其堅忍不拔的意誌，強硬不折的毅力，均來源於他那維護儒家綱常倫理、維護清王朝統治的救世人生哲學觀。
曾國藩出身於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階級家庭，來自統治階級下層，故其救世人生哲學觀是積極向上的，很少頹廢思想。同時，又由於他非常相信主觀意誌的作用，認為隻要拚命去幹，就能達到救世的最終目的。因此，這種救世人生觀，不僅在鹹、同期間對封建士大夫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且在19世紀末年乃至20世紀初年，亦在激進民主主義者身上留下了它一定的痕跡。近代湘籍愛國誌士就有如譚嗣同、唐才常、陳天華、禹之謨等人，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戊戌變法期間，譚嗣同甘為中國”變法而流血“,拒絕出逃；自立軍起義期間的唐才常，從小就立誌”以天下為任，以救中國為事“,以”匡時救世“作為自己的人生目的；生長在湖南鄉下、曾在湘鄉等地求過學的青年毛澤東，在對中國曆史文化遺產的吸收、消化過程中，曾國藩的救世人生哲學對他也產生了深刻影響，”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2.以血誠之心維護清王朝統治
曾國藩十年京官生涯，以匹夫之責，血誠之心，關注和批評清末政治。他關注時勢，了解社會政情，時與師友通信聯係，在討論學術的同時，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從而使他對於現實政治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尤其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及往後數年間動蕩不安的嚴酷現實，促使他花了大量精力去研究政治，尋求治世良方。鑒於鴉片戰爭以來至太平天國起義爆發這10餘年間，全國各地人民群眾的反抗和鬥爭風起雲湧的實情，曾國藩憂心忡忡。那時，階級搏鬥的急風暴雨，不時飄入曾國藩辦事衙門的高牆，撞入他那沉靜安謐的書齋，震撼著他那憂閑自在的心靈。也正是這種封建綱常倫理大亂至極的嚴酷現實，以及他那京官生活的眾多閱曆和師友間通信聯係所得來的認識，使他敏銳地也深刻地看到了政治的腐敗和官吏的通弊。同時，也由於他充分認識到清政府是地主階級的惟一政治代表，同他本人和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從維護清王朝、忠於皇帝的信念出發，對於滿清政治的腐敗表示不滿，從而提出大膽的批評。究其原因，他認為：
首先，世亂由於官吏的貪暴和腐敗。曾國藩認為，自道光末年以來，中國從南到北，從沿海至內地，從城市到鄉村，處處都呈現出動蕩不安的景象。推本探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官吏的貪汙。他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初指出：
今春以來，粵盜益複猖獗，西盡泗鎮，東極平梧，二千裏中，幾無一尺淨土。推尋本原，何嚐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複反顧？蓋太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夕之故矣。
其結果，也就釀成官逼民反，危及整個地主階級的統治。
其次，世亂由於是非不明，用法不當。曾國藩認為，吏治之所以腐敗，農民起義之所以不斷發生，雖有諸多原因，但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缺乏公正之輿論，不能對那些貪官汙吏繩之以法，不能對那些造反者嚴加鎮壓，主要是因為沒有嚴格按照封建的道德法則予以製裁。他指出：”今日天下之變，隻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誌士賢人，撫膺短氣，奸猾機巧逍遙自得。“他繼而表白自己的心境說：
國藩入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模棱氣象，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園，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困肝膽，又與掀振一番。
對於時勢的憂慮，對於人心的麻木，對於有法不用，無法可依的混亂局麵，他那痛心之感、憤慨之情油然而生。
再次，世亂由於人心陷溺，麻木不仁。曾國藩認為，這個問題為政治腐敗的關鍵所在，遠比前麵兩個問題嚴重得多。他激切指出：
竊嚐以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退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歎者也！
這種情形，體現在官僚士大夫身上更為明顯，也更為嚴重。朝野上下，各級官吏辦事推諉，不負責任，得過且過，不求進取。他認為這都是人心陷溺的表現。從而，他一針見血地予以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