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璽璋
1908年的梁啟超特別忙。這一年，梁啟超36歲，距離戊戌變法失敗的1898年，恰好過去了整整10年。
此前的1906年9月，清政府迫於形勢，下詔宣示預備立憲。盡管隻是“預備”，何時真正實行，還遙遙無期，但這個消息已經使避居海外多年的梁啟超欣喜異常，以為“政治革命問題可告一段落”，今後的任務，就是對憲政進行“學理”的研究，宣傳和闡釋立憲的主張和理論，並適時地監督和參與政府的有秩序的變革了。這時，他與革命黨人的論戰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當中。這一年的11月，他主動通過其友人徐佛蘇，向革命黨人表達了停戰求和的意向，以便抽身轉投於立憲運動。在他看來，目前最急迫的，是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黨，此事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與革命黨打嘴仗。但革命黨卻不想放過他，他們拒絕了梁啟超的建議，迫使他將論戰繼續下去。不過，1907年7月，《新民叢報》因故停刊，給了梁啟超撤出戰鬥的機會，於是，他乘機單方麵停火，開始將精力全部轉移到聯絡同誌，組建政黨這件當務之急的事上。10月，政聞社在日本成立，這是梁啟超政黨實踐的第一步，表麵上是由馬相伯、徐佛蘇、麥孟華負責，實際上卻是梁啟超主政。
由於馬相伯的努力，政聞社本部於1908年2月遷回上海。此時，遠居海外的梁啟超隻能遙控指揮。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筆，他寫了大量文章在政聞社機關刊物《政論》上發表，宣傳政聞社的宗旨，普及憲政的知識，“勸告”清政府從速頒布憲法，從速立憲。同時，他還通過大量的信函對立憲運動實行具體的指導。他後來回憶到這段經曆時曾說，那時他大約“每三日必有一通手劄，指導運動之進行”。經過政聞社成員的積極活動，國內的立憲運動發展很快。他們聯絡各省谘議局、立憲公會，呈請清政府，限期召開國會；並派遣會員到各地去，發動社會各界人士簽名請願，準備上書朝廷，一時間簽名者達四萬多人，甚至連在旗的士民也被他們鼓動起來，發起八旗國會請願，“連日簽名者，異常踴躍”。但這種大好的局麵很快就在清政府頑固勢力的打擊和壓迫下迅速瓦解了。以政聞社成員、時任法部主事的陳景仁被革職查辦為導火索，8月3日，應袁世凱等大臣的請求，慈禧太後發布上諭，著民政部、各省督撫、步軍統領、順天府等衙門，嚴拿懲辦政聞社的“悖逆要犯”，梁啟超再次榜上有名，而成立隻有10個月的政聞社也被迫解散。
此刻的梁啟超隻能暫時退居書齋，“專心從事著述”。而且，他當時已是五個孩子的父親，家累日重，開銷日增，如果不是友人接濟，他幾乎無法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在寫給仲弟梁啟勳的信中也提到，他目前正“以從事於著述以療饑”。但他對於政治事業並沒有“灰心放棄”，一邊讀書著述，一邊通過書信指示國內的前政聞社成員繼續從事憲政活動，繼續為立憲事業大聲地鼓與呼。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撰寫了《王荊公》（今名《王安石傳》）一書。據《梁啟超年譜長編》記載：“是年先生著《王荊公》一書成，該書凡二十二章，主旨在發揮王荊公的政術，所以對於王氏所創新法的內容和得失，討論極詳，並且往往以近世歐美的政治比較之。”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人氏，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封舒國公，後改荊國公，後人也稱他荊公。死後贈太傅，諡號文，所以有人又稱他王文公。王安石的牌位曾配享神宗廟，和皇帝一起受到供奉，後來又配享孔廟，和孔聖人一起受到供奉。成為繼孔孟之後的第三位聖人，直到最後晉封舒王，位極人臣，在中國曆史上沒有第二個。然而時隔不久，政治變遷，輿論倒戈，王安石竟至身敗名裂。近千年來，王安石及其新法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評價，人們把他當作曆史上最大的奸臣，把他的新法誣蔑為“禍國殃民”，北宋滅亡的責任也要讓他承擔。梁啟超寫作《王荊公》一書，就是要為王安石辯誣，就是要翻中國曆史上這個第一大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