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顧驤同誌給我來電話，說他打算主編一套反映兩代人人生經曆與親情的叢書，特地向我約稿。顧兄的事當然要支持。再說自1978年寫了《一封終於發出的信》以來，三十多年來我又陸續寫了不少回憶和紀念父母的文章，但一直沒敢結集出書，怕有拿父母為自己沽名釣譽之嫌。這次剛好有個名正言順的機會，混在叢書中出版，目標較小，正合我意。
於是開始翻箱倒櫃，到各種報刊上去搜羅我的文章，這才發現自己太馬虎了，平常不注意保存資料，一份草稿都沒留下。好在曾任《人民文學》副主編的周明，幫助找到幾篇我早期寫的東西，也幸虧我的所有文章都發表過，其中幾篇還被多次轉載過，所以這才湊了十多篇寫父母的文章，基本保障了出書的需要。
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個作家，我認為骨子裏我就是名醫生，人道主義是我終身不悔的信仰，所以不必抱著作家出書的心態，也沒有精挑細選的資本，把自己寫過的文章老老實實地奉獻給讀者就行了。
讀者看過第一篇也就是《一封終於發出的信》（以下簡稱《信》）後，再看後麵的那幾篇會有一個落差，那是由於著名詩人柯岩，流著淚為我修改潤色了這篇文章，所以才有飛揚的文采。但通篇感情是我的，我那積壓了十年像火山噴發一樣的悲憤，加上她的生花妙筆，特別是當時的時代背景，使這篇文章得以橫空出世。
1978年，剛剛走出“文革”浩劫，中國人那冰凍了十年的心渴望人性，渴望溫暖，渴望至真至美的情，渴望本屬人類的基本感情需求。在這樣乍暖還寒的大背景下，《信》在《人民日報》的發表，無疑起了報春鳥的作用。這樣的文章若晚兩年發表，一定不會有1978年的效應。當時，《信》引起的巨大社會反響是我絕對沒預料到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沒法正常上班了。讀者來信像雪片一樣飛來，每封信都是一份感情的爆發、一顆心的融化。幾千個來自全國各地、各種身份、各種年齡的人在《信》上彙集的能量，發出了中國春回大地的最初前奏。
《信》這樣的文章是特定曆史背景下的產物，是不可複製的，所以注定我日後的文章會平淡下來。早期的幾篇文章如《合肥行》、《竹莊草青青》，雖顯稚嫩，但用情很深。後來再寫父母就越來越平實。再後來，則深入到父母的精神層麵如信仰情操上，來探究他們是怎樣的一代人，如《思緒如柳》就是這樣的一篇。
我對寫作一直抱著從心所欲的態度，並不認為自己有寫作的天賦和義務，也無功利所圖，所以隻會在心有觸動時動動筆。我也從不在意技巧，我沒有經過專業訓練，沒有深厚的功底，又守著個大作家（我先生是作家），玩技巧那是自討沒趣。但我也有我的優勢，那就是感覺好，有悟性，而且勤奮，很多被一般人忽略的細微末節，許多隻能意會不能言傳的事情，我往往會心有靈犀，並且不厭其煩地把它記錄下來，所以有了像《陪床記事》這樣的文章。細節的真實生動，是我文章的骨架，而感情則是我文章的靈魂，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心得。
該書還收錄了我寫幹爸爸王鶴壽及楊叔叔的兩篇文章，因為他們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
先生理由及兒子女兒寫的紀念文章，從不同角度詮釋了母親美好豐富而完整的形象。《淡定的秋色》是理由寫的最好的散文。小亮雖是生平第一次寫文章，但寫得何等好啊！居然讓我淚流滿麵。阿妹用她第三代人的視角，對老一代有那麼深刻的理解和崇敬，對姥姥的一生概括得那麼到位，不是長期的耳濡目染是寫不出來的，所以我有幸出書，一定不會落下他們。
感謝顧驤、唐明星和當代中國出版社。
陶斯亮
2013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