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公大師（公元334～416年），東晉時代人，俗姓賈，出生於雁門樓煩（今山西代縣）世代書香之家。遠公從小資質聰穎，勤思敏學，十三歲時便隨舅父遊學。精通儒學，旁通老莊。二十一歲時，偕同母弟慧持前往太行山聆聽道安法師講《般若經》，聽後，遠公悟徹真諦，感歎地說：“儒道九流學說，皆如糠秕。”於是發心舍俗出家，隨從道安法師修行。
遠公大師出家後，卓爾不群，發心廣大，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進為道，無時或懈，道念日純。道安大師常常讚歎說：“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遠公二十四歲時，便開始講經說法，聽眾有不能理解的地方，遠公便援引莊子的義理為連類，采用“格義”方法，令聽眾清楚地領悟。遠公著述宏富，相傳鳩摩羅什大師讀到遠公所著《法性論》，大加讚歎雲：“邊國人未有經，使暗與理會，豈不妙哉！”
在弘法傳道的過程中，許多人皈投到遠公座下。東晉太元四年（公元379年），道安大師為前秦苻堅所執，往長安，其徒眾星散，遠公率領弟子數十人，打算去羅浮山，路過潯陽（今江西九江），見到廬山清淨，足可以息心斂影辦道，於是駐錫廬山的龍泉精舍。刺史桓伊發心建造東林寺，遠公自此以東林為道場，修身弘道，著書立說，晚年“跡不入俗，影不出山。”由於遠公的德望，當時的東林寺成為南方佛教的中心。中外僧俗，望風遙仰。“東向稽首，獻心廬嶽。”遙與北方長安消遙園，平分天下。
遠公作為一代佛教領袖，十分注重僧格的尊嚴，針對“沙門抗禮萬乘”的說法，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闡述僧人不禮拜帝王的道理，高標出家修道的胸襟。遠公如是推重出家的誌向，讚歎修道的功德，無非欲令世人具敬僧之心，亦令僧人自尊自強。由此，遠公嚴正聲稱：“袈裟非朝宗之服，缽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可謂擲地有聲，凜然剛骨，力爭僧格的尊嚴與獨立。迫使篡位的桓玄，下詔書確立僧人不禮敬帝王的條製，自此便成為中國的規約。
遠公誌逾丹石，不畏權勢，不求利祿，惟道是從，保持著崇高的僧格形象。試以二例為證：其一，晉安帝自江陵回京師，輔國何無忌曾勸遠公在江幹候迎，遠公稱疾不行，安帝不特不以此為忤，反而來信安慰遠公，謂“知所患未佳，甚情耿……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複因，增其歎恨！”其二，桓玄征伐殷仲堪，行軍經過廬山，要遠公出虎溪一見，遠公亦稱疾不堪以行，絕不破例出虎溪去見賓客，桓玄隻得自己入山。起初桓玄傲氣十足，不肯向遠公敬禮，哪知一見遠公的嚴肅神韻，不覺自然而然地致敬起來。桓玄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遠公答雲：立身行道。桓玄稱善。本擬提出許多問題來詰難的，一與遠公接談，不敢複言。桓玄下山後對左右隨從說：像遠公這樣的人，實是我生平所未見過的，的確是個高僧大德！其後桓玄沙汰僧眾，特對他的僚屬說：“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當罷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公為此致書桓玄，廣立沙汰僧人的條製，桓玄悉皆遵從。由此可見遠公感化人之深。
遠公一生德業隆盛，聲譽環字，其本跡吾人難以測度，然其威神妙用之事相，亦足以感發人心。遠公率眾初抵廬山時，住在離水源較遠的龍泉精舍，爾時，遠公以錫杖輕擊泉池雲：“若我與此地有緣，此池便當湧現泉水。”說後，地下泉水汩汩湧出。因為這個緣故，那個寺便命名為龍泉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