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良科是漢代選拔高級統治人才的途徑。文帝時晁錯曾應“賢良文學”之選，經策試以高第任中大夫，景帝時升為禦史大夫。武帝時董仲舒亦應“賢良”之選經策試為江都王相，公孫弘經此科之選最後升為丞相。賢良一科，在皇帝策試時討論的是重大政策方麵的問題，如董仲舒《舉賢良對策》講的是統治思想和重大政策、製度方麵的問題。昭帝時賢良文學參加的鹽鐵會議討論的也是重大政策問題，等等。此科選舉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此科選舉時，先由皇帝下詔施行，名之曰“製選”。其所以稱為“製選”是因為皇帝關於重大製度而頒布的命令稱為製書，選賢良是據皇帝之命而選舉的，所以稱為“製選”。根據皇帝製書的內容，中央有關機構和國相、郡守等地方官員再結合鄉裏評議，選拔出符合條件的適當人選，這叫做“察選”。“察選”出來的人，再上報、遣送至丞相府等有關機構。然後再由皇帝親自策試，策試的題目是由皇帝出的政治、政策方麵的問題，被策試的賢良寫成文章對答，這就是對策。此種對策又名為射策，“有似於射箭之人，以求中鵠為目的”。對策如為皇帝所賞識，就可以授予官職，或再經試用而後授以官職。
孝廉科。舉孝廉在武帝前已有，最初是孝廉與力田等是一同舉薦的。文帝前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詔：“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雲無應令（無人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這說明文帝時已有舉孝悌、力田、廉吏之事。從史籍記載來看“舉孝廉”作為單獨的一科，最初可能是武帝時正式開始的，《漢書·武帝紀》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這裏說的“初令”應指最初讓舉孝廉的詔令，讓“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是說各郡與諸侯王國要分別舉“孝”、“廉”各一句。“孝”與“廉”是兩種德行高尚、嘉美的人，舉孝子為官，顯然讓他們作表率、標兵，優化那時的社會風尚與精神文明建設，用當時的話說是為了“廣教化、美風俗”、“仕元元，移風易俗也”。因此，武帝對舉孝廉是十分重視的，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下詔：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全）郡而不舉一人，令“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孝廉科經武帝時的倡導推行，後來亦成定製。選上孝廉的一般在基層任職，如黃霸因察舉為廉吏，由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補河東均輸長，後又被舉為廉吏“為河南太守丞”。再如趙廣漢，曾因舉廉吏“為陽翟令”，等等。
茂（秀）材異科。此科為武帝時新設，設置的時間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詔書中“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即要求舉薦那些有特別的才幹和能力的人，包括為世俗所譏議、放蕩不羈（不循常規、禮法）的人也在其中。由於當時傑出的軍事將領衛青、霍去病和董仲舒、公孫弘等臣下相繼去世，而形勢的發展又迫切需要人才，所以武帝才新設此選拔特異人才的新科。其後，如有特殊需要也舉茂材，如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因“宗世毋（無）在位者”，所以“舉茂才劉辟強、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
《通典·選舉一》載漢武帝在元光元年舉孝廉之後曾有一道製書規定：“郡國人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誌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複問，文中禦史；四曰剛毅多略，遇事不惑，明足決斷。”這一詔令可能一度執行過。從武帝及其後昭、宣、元各帝紀所載，賢良、孝廉、茂材的選舉都是分科進行的，察舉時每科也並無固定幾年一次的規定，每次舉薦的人數也不固定。這些都是應該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