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充分認識到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團結合作對印度爭取自由、獨立的重大意義。甘地說：“我之所以要謀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聯合的緣故，因為不是兩種宗教的結合，印度便不能自由生存。”因此，甘地堅定不移地號召所有的宗教信徒，其中特別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要為了祖國的自由真誠地團結合作。甘地寫道：“許多回教徒與許多印度教徒都是同一個祖先，與同一血液在他們脈絡中流著。印度決不能因為有屬於不同的宗教的人居於其中，便不是一個民族。是印度教徒、回教徒、帕西教徒、基督教徒，使印度變成他們的國家的，都是同胞，並且他們如果真是為了自己的福利，必須聯合一氣，共謀生存。世界上沒有一處一個民族與一個宗教完完全全符合一致的，印度也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因此，甘地號召，“無論是回教徒、基督教徒，或是印度教徒，以及一切隸屬宗教的信徒，不問是誰，隻要同處於一個國家裏麵，即須痛苦相關，患難相助。”如果“我們跑到英國人那裏去爭論，是應該自愧的。我們應把我們共同結合的心，燒成一團堅固的磁，然後我們便如鋼鐵似的可以抵抗一切危險。”在甘地的實際活動中，盡管許多人認為甘地“本質上是一位宗教家，一直到內心最深處他都是一個信仰印度教的人”，可是甘地從來不是宗教沙文主義者，尤其在政治上。相反，他始終不渝地推動著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團結合作。他說：“一逢有機會可以去解除他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聯合的障礙，我總不肯放過。我對於基拉法特問題的態度，朋友們和其他批評家都不以為然。他們（指印度教徒）雖然如此批評，而我之和穆斯林合作，總覺沒有變更或悔恨的理由。”賈·尼赫魯在談及甘地對穆斯林的態度時說：“甘地規定了解決教派問題的方案。他認為隻有多數派表示善意和寬宏大量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因而他準備同意穆斯林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他想爭取穆斯林，而不同他們討價還價。甘地有眼光、有識別力，他抓著有價值的現實。”當然，甘地對待宗教信仰的態度，是遠不能和無產階級的觀點相比擬的。然而，就當時印度的曆史條件論，他的態度無疑是“有價值的”“有眼光的”和“現實的”。
甘地在印度民族獨立運動中一直堅持印穆合作的路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旁遮普、孟加拉和比哈爾等地發生印度教徒、錫克教徒、穆斯林之間的大規模流血衝突，甚至某些國大黨人鼓吹“以劍還劍”的時候，甘地卻不顧年邁力衰，瘦小的身軀上，經常隻披著一塊土布，在烈日下到處奔走，大聲疾呼，以至絕食，呼籲停止教派間的同胞自相殘殺。最後，終於為堅持謀求印穆合作團結而被印度教的狂熱分子所殺害。
甘地一貫主張各國人民應以平等的原則和平相處。賈·尼赫魯說：“他（甘地）熱烈地願望世界和平。因此，他的民族主義是完全沒有侵略意圖的。”甘地說：“我們的目的是與全世界相親的友誼。我愛人類，所以我愛（我的）國家。”在甘地看來，真正的世界和平應該建立在所有的民族、國家不分大小，都應該自由、平等，真誠地友好、合作的基礎上。甘地說：“真正的和平可能是建立在所有種族與國家的自由平等的基礎上，在這力求熄滅一切戰火的世界上是不能容許一個國家剝削並統治另一個國家的。”他說：“盡管今天世界的眼睛都是血紅的（指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我們卻一定要用寧靜而明澈的眼睛來正視這個世界。”他有信心地認為：“今日世界上較進步的人士不是希望一些彼此敵對著的國家，而是希望有一些友好的國家。我（甘地）願望能夠得到整體的獨立（指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而不主張一國的獨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甘地的這種思想和對被侵略民族、國家的同情與支持的立場，對印度人民和國大黨發生了良好的作用。
無疑，印度作為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由於罪惡的殖民統治所激起的印度人民對英帝國主義的反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會有一部分人，出於仇恨英國殖民者，而不顧一切地傾向於和英帝國主義作戰的日、德法西斯，例如蘇巴斯·鮑斯為首的一派，就有這種傾向和立場。然而，就國大黨總體和甘地的立場論，它是和中國、阿比西尼亞（埃塞俄比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站在同一立場的。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宣稱：“本委員會切望決不妨礙中國或俄國的防務，他們的自由是寶貴而必須加以維護的”。國大黨闡明自己的政策是：“一方麵反對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另一方麵那就是對印度自由的強調。”甘地在對罪惡的“種姓製度”的鬥爭中，在反對和廢除賤民製度的鬥爭中，曾起過相當大的作用。甘地說：“‘不可接觸’是一種罪惡和可悲的行為。”甘地認為：“在自由印度的憲法中，‘不可接觸’將成為不合法的行為。”又說：“我的目標是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獨立。它的結果是種姓和賤民製度一定要消滅，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的（保存賤民製度）意見要成為過去。”在實際活動中，甘地創立和領導了哈裏真運動，衝破不準賤民進入印度教寺廟的陳規陋習，因而，在喚起賤民和廢除壓迫、歧視賤民的種種陋規方麵，甘地起過相當進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