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胡愈之
建國後第一任出版總署署長、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名譽主席、文化界元老胡愈之先生，是我敬佩的近代中國最有貢獻的出版家，以他的輝煌業績，稱他為“文化巨人”，一點也不過分。
三十年代，主持當時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被稱為出版業巨子。其實，王隻是把商務印書館曆年所出各種圖書集中起來編成《萬有文庫》，完全是炒冷飯，文化界戲稱為“王百”，談不上什麼貢獻，和愈之先生相比，隻不過是個有點小聰明的文化商人而已。
愈之先生早年考入商務印書館任編輯，當時商務的主持人還在反對白話文，鴛鴦蝴蝶盛極一時，他們先後在上海出版的雜誌達數十種，商務的《小說世界》是其中最有權威的一種，儼然鴛鴦蝴蝶派的中心。就在這時候，愈之先生和同在商務工作的茅盾先生開始用白話文寫作並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不久，在他們的努力下，商務不得不順應時代潮流，創刊了我國第一個大型文學雜誌《小說月報》。最先在這個最有權威、影響最大的雜誌上出現的我國著名作家，有老舍、巴金、丁玲等十幾位，幾乎包括“五四”以來中堅作者的半數以上。愈之先生所譯的外國短篇小說選集《星火》，至今還是我國文學譯作中的珍品。愈之先生還是“文學研究會”的創始人之一，和鄭振鐸、茅盾、瞿秋白、葉紹鈞等文壇前輩一起，為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大廈的奠基和建築作出了貢獻。
愈之先生曾多次主編近代我國銷量最多、影響最大的綜合性文化政治刊物《東方雜誌》。愈之先生既是政治家，又是國際問題專家，在他的主持下，老氣橫秋的《東方雜誌》變得生氣勃勃，成為最先介紹列寧、介紹蘇聯、介紹世界先進文化、科學、思想和政治運動的進步刊物。特別在“一·二八”淞滬抗戰後，團結了全國文化界名流，反對不抵抗主義，宣傳救亡圖存，大招蔣政權之忌，終於被迫離職。這個雜誌由後來和汪精衛一起當漢奸的李聖五接編，立刻變得黯淡無光，在讀者中聲譽一落千丈。
愈之先生不僅是新文化運動先鋒，而且積極參加爭取民主進步的政治活動。“四·一二”事變後，他和鄭振鐸、周予同等一起寫信給國民黨要人，抗議屠殺工人、學生，被迫辭職去法國留學。這時，他已經是一位著名的世界語學者，中國的世界語運動是在他和他們幾位世界語同誌的努力下開展起來的。離開法國後，他遊曆歐洲，到了蘇聯，寫下《莫斯科印象記》，成為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之後的又一介紹蘇聯的名著。
一九三○年，愈之先生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單獨聯係的秘密黨員。“九·一八”事變後，他以更多的時間從事政治活動。成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中國人民救國會的主要骨幹。“七君子”事件中，他和孫夫人宋慶齡女士一同發起“愛國入獄運動”，迫使蔣政權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釋放沈鈞儒先生等七位救國會領袖。
愈之先生以他的非凡的才智和膽識不斷地為中國的進步出版事業作出一個又一個新的貢獻。在他的倡導下，開明書店創辦了《中學生》雜誌，以新鮮、充實的內容贏得讀者的歡迎，使商務印書館的《學生雜誌》、北新書局的《青年界》黯然失色，成為讀者最多的中學生刊物，當時有人開玩笑地說：“《中學生》雜誌成為半個教育部”。現在很有些人以為我國的文摘性刊物始自複旦大學的《文摘》，其實早在抗戰前一年，開明書店就在愈之先生的倡導下創辦了文摘性刊物《月報》。這個每期百萬字的新型雜誌，極大地開拓了我國讀者的視野，被公認為最現代化的宣告信息時代的來到的出版物。五十年代初在北京，我有幸在愈之先生領導下工作，曾問他對我國出版事業有那些設想，他告訴我：要先出一種文摘性刊物（就是現在我們常讀的《新華文摘》），有條件時要出一套大百科全書，這工作要學習蘇聯的經驗，後來，陸續出了幾十種《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當今信譽最好的三聯書店的前身之一，上世紀三十年代崛起於中國出版界的生活書店，創建和發展都得到愈之先生的幫助。它的主持人鄒韜奮早期辦的《生活周刊》，是一個由部分民族資本家讚助的帶改良主義色彩的普及性刊物，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日益高漲和鄒本人思想的日趨進步，《生活周刊》由於緊密結合風起雲湧的救亡運動，從《新生》、《大眾生活》到《國民》、《永生》，屢次被禁，屢次改名，發行數不斷上升，最高時達到近二十萬，是全國讀者最多的刊物。
生活書店引起文化界、讀書界的注意，成為進步出版業的勁旅，愈之先生起了很大作用。愈之先生在中國新文學運動興起之初，曾參加文學研究會《文學周報》的編輯工作，“一·二八”淞滬抗戰後，《小說月報》停刊，文藝界盼望有一個新的中堅文學刊物，在愈之先生參與籌劃下，《文學》創刊，得到魯迅先生、茅盾先生支持，大大提高生活書店在讀者中的聲望，從此，生活書店不斷推出高質量的圖書，很快就成為名列商務、中華、世界、開明之後的全國性五大出版企業之一。愈之先生建議生活書店創辦的刊物是出版至今已六十年的國際時事評論雜誌《世界知識》。在那以前，我國還沒有一個迅速反映世界社會政治動向的刊物，它的出現，填補了定期出版物的一大空白，立即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同樣提高了生活書店在讀者中的聲望。接著又創刊了廣受婦女界歡迎的婦女雜誌《婦女生活》。林語堂和他的追隨者以《論語》、《宇宙風》等十來種“風字號”雜誌大肆宣揚《閑適》、《幽默》，一時文壇烏煙瘴氣，愈之先生又倡議生活書店創刊了由陳望道先生主編的小品文雜誌《太白》，刹住了“風字號”歪風。
我們現在寫慣、讀慣了的簡體字，上世紀初就有人提倡了，但真正成為文字改革高潮，是三十年代中期的“手頭字運動”，愈之先生是這次運動的主將。一九三五年，愈之先生發表的“怎羊（樣）打到（倒）方塊字”，成為這次運動的宣言。其後，二百位文化界人士聯名在上海的幾個著名雜誌上發表“手頭字緣起”，主張立即把手頭字用於印刷，同時《太白》、《世界知識》、《譯文》等十餘個雜誌開始使用第一批三百個簡體字，迫使國民黨政府教育部不得不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三百二十四字。
現今成為藏書家搜求的珍本，得到學術界普遍重視的《世界文庫》的出版，進一步提高了生活書店的聲望。《世界文庫》的出版，最先也是由愈之先生設計、規劃的。生活書店以驚人的魄力，鄭振鋒先生以其高超的學識和豐富的編輯經驗，使這套空前未有的大型叢書得以麵世，提高了中國出版業的水平，讀者為之耳目一新。《世界文庫》第一年采用雜誌形式，第二年起改為單行本，連續出版的二十多種中，包括了像《簡愛》、《聖安東的誘惑》、《蘇魯支語錄》、《安娜·卡列尼娜》、《被開墾的處女地》以及高爾基的《克裏·薩木金的一生》（《燎原》、《磁力》、《旁觀者》三部曲）等世界名著；我國古典文學名著《金瓶梅詞話》、《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在這一套叢書裏第一次整理出版的。上海淪陷後，愈之先生堅守文化崗位，在他的支持和領導下，上海出現了《團結》、《上海人報》、《集納》等進步報刊，當時上海已成“孤島”，愈之先生充分利用還可利用的條件，以過人的毅力，卓越的組織能力和嫻熟的編輯、出版經驗，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完成了現代出版史上的兩大偉績。其一是《西行漫記》和《續西行漫記》的翻譯、出版。這兩部書的譯者，包括了當時還留在“孤島”的幾乎全部翻譯家，陣容之盛，令人歎為觀止。另一件是《魯迅全集》的編輯、出版，編輯需要人力，出版需要財力。在當時那個惡劣環境下，真不知愈之先生是用什麼辦法來實現他的計劃的，僅僅用四個月時間，就使這部六百萬言的皇皇巨著出版了，我們真隻好用“神通廣大”來形容了。
一九三七年，愈之先生為擺脫敵偽的迫害，從上海來到武漢。南京失守後，武漢成為政治、文化中心，應郭沫若之邀，愈之先生擔任了郭任廳長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第五處處長。第三廳事實上隻為裝點門麵而設，不可能有什麼作為，武漢淪陷後，愈之先生來到桂林，在桂林，愈之先生又做了兩件了不起的大事：創建文化供應社和國際新聞社。
文化供應社是救國會和桂係的廣西建設研究會合辦的出版機構。早在一九三六年蔣桂戰爭時，桂係和救國會就有過接觸，救國會曾派楊東蓴到南寧與桂係商談抗日救國大計，桂係的主要智囊人物陳劭先，救國會成立初期就以個人名義實際上代表桂係在上海參加救國會。皖南事變前桂係仍然想以“開明”麵貌撈取政治資本，進步文化界以此為契機在桂林開展文化工作，使桂林成為戰時赫赫有名的“文化城”。愈之先生擬定的文化供應社的建社方針和規劃，可以說是現代中國出版史上的重要文獻之一，具體設計了縣、區、鄉各級文化室圖書的編寫、出版細則，把出版事業和民主運動、科學教育緊密結合起來。可惜日後由於桂係政治真麵目的逐步暴露，計劃未能完全實現。
抗戰開始，愈之先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負責人之一，“文救”下麵有個國際新聞供應機構，上海淪陷後遷到香港，定名“國際新聞社”。因經費困難，無法開展工作，戰時成立的中國青年記者協會的成員，陸續來到桂林，大家感到需要有個機構，以便向國內外報刊發稿。青記的成員都是進步人士、新聞界優秀人物和青年有為之士，在愈之先生的規劃下，把這批人集中起來在桂林又辦一個通訊社，就以國際新聞社命名，當時全國隻有一個國民黨的中央社，官氣十足，不受歡迎，突然有了個實力強得多的國新社，真叫他們措手不及，自然馬上把它列入黑名單，必欲除之而後快。皖南事變後，他們正式取締了國新社。
愈之先生是桂林“文化城”的主要奠基者，皖南事變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桂係卻把他“禮送”出境。他到了香港，不久就應陳嘉庚先生之聘，去新加坡主編《南洋商報》。東南亞各地是華人聚居之地，“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樣影響了那裏的華人文化，隻是文化界實力較弱，還是一片有待開發的沃土。愈之先生來到後，改革了《南洋商報》，和鬱達夫先生等一起組織“星洲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把當地的文化工作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南洋群島被日寇占領，愈之先生和一些文化界朋友一起避居蘇門答臘叢林，學會並研究了印尼語，並編撰了《印尼語語音研究》、《漢譯印尼語辭典》，還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少年航空兵》，一九四七年以“沙兵”筆名由桂林文化供應社出版。這是我國惟一的一部政治幻想小說，描繪了一個理想中的新社會。即使在艱苦的避難日子裏，愈之先生依然筆耕不息的精神，令人敬佩。不幸的是，鬱達夫先生卻被日寇殺害了，愈之先生寫了向中華全國文藝家協會的長篇專題報告《鬱達夫的流亡和失蹤》，詳細敘述了他的死難經過，成為中國新文學史和鬱達夫研究的重要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