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帝鬥爭上，閻錫山也有不俗的表現。他1932年重新出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後，就向國民政府要求撥精兵十萬收複錦州，並建議中央政府加強國防建設，以禦外侵。1935年在日本策劃“華北事變”，多次邀他出任“華北五省自治聯合政府”主席時，他“不為所動”，均予拒絕，使日本陰謀未能得逞。閻錫山的“深明大義”，蔣介石頗為欣慰。其後不久，鑒於綏遠形勢日緊，閻錫山遂提出了“守土抗戰”的口號，並於1936年冬，在蔣介石的支持和晉綏軍的英勇作戰下，對進犯綏東的日偽軍以沉重打擊，取得了綏遠抗戰的偉大勝利，對全國人民以極大鼓舞。之後，他又同意組織抗日民眾團體“犧牲救國同盟會”和抗日民眾武裝“決死隊”。在日軍進攻山西時，他不僅熱情歡迎八路軍三師主力進入山西，奔赴前線作戰，而且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中共領導，共商禦敵方略，相繼組織了“雁北會戰”、“忻口戰役”。特別是相持近一個月的“忻口戰役”，給氣焰囂張的日軍以沉重打擊，粉碎了日軍“三個月占領中國”的美夢，大長了中國人民的誌氣。“十二月事變”後，閻錫山雖然與日本加緊了勾結，但同時也還多少地同日軍作戰。並且，在日軍的種種威逼利誘下，閻錫山雖然有所屈服，然而，他到底也未向日本投降。他在當時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能做到這一點，確屬不易。
與此同時，閻錫山自1912年主政山西後，就對治理山西予以了極大關注，尤其是在振興山西方麵，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倡導的“六政三事”，他製定的“厚生計劃”和《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等對於山西的農業、工業、商業貿易、財政金融和交通運輸的發展，都發揮了很大作用。抗戰爆發前山西的糧、棉、油等農副業產品的數量所以能達到曆史最高水平；“西北實業公司”所屬30多個工廠，其資本投入的總量、機械製造工人的數量、化工產品的生產能力，以及“四銀行號”的資本總數，所以能在全國占有那樣大的比重，具有那樣高的地位；同蒲鐵路所以能憑一省之力，在短短的4年多時間裏就全線竣工，創造了中國鐵路建設史上的幾個奇跡等等，都與閻錫山的努力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些建設，不僅在當時就對改變全省經濟落後麵貌，保護民族工業，加強國防和反抗日帝侵略，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也為新中國成立後，山西工業和鐵路交通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外，閻錫山在發展國民教育、職業教育、人才教育、社會教育上所采取的種種措施；他通過各種途徑促進科技研究發明等等，對於推動全省教育和科技事業的發展都有著很大的貢獻。至於閻錫山實施的“用民政治”、“村本政治”，從國家持續發展，社會穩定並有序活動的角度而言，也是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但是，閻錫山對於中國社會前進發展的阻撓與破壞行為，也是十分明顯，毋庸質疑的，造成他種種過與非的原因，以其個人的素質品行、個性等等為由，是解釋不通的，這與他對中國社會進步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一樣，也不能以此作為解釋。究其根源，則是其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質和階級屬性使然。
中國的資產階級或曰大資產階級，它所代表的是官僚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屬於剝削階級。它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在中國建立由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但是，在中國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況下，它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就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因此，它有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麵。閻錫山起而舉行太原辛亥起義，出師北伐討伐奉係軍閥，對日本的侵略予以頑強抵抗，正是其革命性的表現。然而，由於中國的資產階級產生的經濟、政治條件都先天不足，它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所以，它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上，往往表現出動搖性和不徹底性。閻錫山對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的卑躬屈膝，趨炎附勢，他在“十二月事變”後和日本的加緊勾結，解放戰爭中和到台灣後向美國的乞援求助，也正是其向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屈服妥協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