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一夜連雙歲，五更分二年。1948年的最後一天是辭舊歲迎新年的夜晚，蕭瑟的金陵古城幹冷幹冷的。隨著國民黨軍事形式的一瀉千裏，四麵楚歌的城內已是人心惶惶。南京失去了以往節日的喧鬧，零星的鞭炮聲把氣氛襯托的分外淒涼。在這方老城裏曾上演過多少王朝興廢與帝王更迭，雕欄玉砌今猶在，又將是朱顏改。
這個一年將盡的夜晚，胡適是與學生傅斯年一起度過，他倆麵對著滾滾東逝的長江淒然對坐，淩亂的心緒平添了幾分末世的哀婉，連發出一連串傷感往事的幽古之思。兩人一邊喝酒，一邊心緒激蕩地背誦著陶淵明《擬古》第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複何悔。
剪不斷，理還亂的家國飄零情懷讓他們淚流滿麵。胡適反複吟詠這首詩，並將這首詩抄在日記裏。“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現實的山河改色，所有的一切付諸東流。“枝條”、“柯葉”、“根株”經此大“摧折”，種桑之人恐怕隻得“浮滄海”——“乘桴浮於海”了！“本不植高原”，“種桑”選錯了地理，忠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還有什麼可以後悔的？也許胡適哀傷的不僅僅是國民黨這個落幕的政權，還有他熱切向往的漸進改良的變革之路，以及他所追求的自由主義的幻滅。在他整個後半生的日子裏，這樣窮途末路般的哀傷一直縈繞在心頭，久久揮之不去。
胡適這時來南京賦閑已多日，他在自己新年第一天的日記裏寫道：“南京作‘逃兵’，作難民，已十七日了！”他是1948年12月15日乘機撤離北平的，之前蔣介石還派陶希聖北上請他回南京“臨危受命”，蔣介石讓他組閣挑起行政院長的重擔，而前麵的翁文灝內閣已於11月中旬垮台了。陶希聖趕到北平在東廠胡同找到胡適，胡適當時還正忙著《水經注》版本展覽，籌備北大50周年校慶的各項工作。陶希聖與胡適纏磨了兩天時間，胡適還是堅決不肯答應去南京組閣，但表示“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我一定與總統蔣先生站在一起。”
沒過多少日子，北平在共產黨的大軍壓境下成了一座孤城，蔣介石焦急之下先後兩次電報催促胡適南下，並派專機飛赴北平實施“搶救學人計劃”，胡適正是他要“搶救”的首要人選。而這段時間共產黨方麵開始爭取胡適，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明確宣布：隻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中共保證北平解放後仍讓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北京圖書館館長。
北大一些同人聽了，都有饒有興趣地靜觀胡適的反應，胡適卻異常平靜，隻微笑著說了句：“他們要我嗎？”12月14日胡適留下一紙短箋給北大同仁道：“我就毫無準備的走了。一切的事，隻好拜托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胡適臨走時狼狽地連東西也來不及收拾，倉惶中隻撿了父親的遺稿和自己著作手稿。
1948年12月17日下午，胡適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學會籌備的“北大50校慶大會”，他在致辭中說：“我絕對沒有夢想到今天會在這裏和諸位見麵，我是一個棄職的逃兵，實在沒有麵子再在這裏說話。”說話間情緒悲愴，感慨湧起，一時泣不成聲，會場一片淒然。這天正是他58周歲生日，這次含淚的致辭竟成他在大陸最後一場告別式演講。
胡適其實並非什麼政治人物，官僚衙門本沒有他的份，大學的講堂和圖書館才是他最能體味樂趣和最該去的地方，終其一生也隻是一個偉大的書生。從當年的中國公學到北京大學他都傾注了十分的情感，校長這個位置也是他最為留戀的。早年的胡適是反對搞政治的，這點他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裏旗幟鮮明的表達了，雖然他曾發誓“20年不談政治”的話早就拋棄，不過“不入政界”話總算一直在堅持。其中抗戰期間胡適也做過幾年駐美大使，這可以理解為在民族危亡時機挺身而出，為國家民族命運出一己之力。抗戰勝利後，胡適還是皈依自己內心，回到他所喜歡的學術生活中。胡適自己也認為和老鄉陳獨秀的根本區別也在這裏。在胡適的眼裏陳獨秀和當年的“新文化運動”，都是“政治”的犧牲品。
可是在胡適40年不衰的盛名之下，就像其弟子唐德剛先生形容的，政治終於變成胡適的兒子，弄成個“不要兒子，兒子來了”的局麵。胡適做了一輩子政治票友，對國民黨的諍言和閑話也不少，從來不畏懼當政者的高壓，也不成心阿諛奉承地說順耳話，作為自己晉身之階以自肥。他追求溫和地漸進式改良，對任何獨裁政府都沒有真正的好感，為民主自由而終身不懈努力。
蔣介石頗為倚重這位可貴的“過河卒子”，借助胡適這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金字招牌，為自己的獨裁政權塗上一抹民主的色彩。1月8日，即將宣布“下野”的蔣介石請胡適到官邸共進晚餐，平日請客從不備酒的蔣介石，特為胡適破格以示敬意。也許正是出於蔣介石對他本人的誠摯無偽的禮敬，胡適不得不從心底裏，或從文化心理深處感到有從道義上全力支持蔣介石的義務，此乃傳統士人的知遇與感恩的情節，這也許是胡適晚年在政治上始終不能與蔣氏分手的重要原因。蔣介石席間勸胡適去美國說：“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麼使命。例如爭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隻要你出去看看。”
不過，蔣介石的話雖這麼說，但弦外之音還是期望胡適這個“美國通”能夠有所作為，國民黨內部乃至美國方麵希望胡適作大使的呼聲一直很高，但胡適卻連顧問性質的“國資委員”都無興趣。果然不久之後，心存幻想的蔣介石還是寫了封密信予胡適，明確表示目前急需要美國在精神與道義上支持，特別是注意對新生的中共政權的不承認，希望胡適能協助國民黨駐美大使顧維鈞展開外交工作。
乘桴浮於海的日子
1948年底，胡適也曾有過一閃而過的和平的幻想，還叫來在安徽蕪湖的本家胡樂豐，準備將家屬送往徽州績溪老家，但很快清醒地認識到，其一貫主張“和比戰難”是正確的。毛澤東不再對胡適存有幻想了，但他還是說：“隻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說後不為所動，這樣胡適名字自然從統戰名單中被除去了。毛澤東在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後以中共中央名義宣布戰犯，胡適的大名赫然列在“罪大惡極的幫凶們”之首。胡適明白自己在大陸是待不下去了，1949年1月21日，他親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餘大彩上了去往台灣的船。
1949年4月6日，胡適從上海乘克裏蘭夫總統號輪離開祖國，船緩緩駛離碼頭。車水馬龍的外灘漸行漸遠，悲從衷來的胡適眼眶濕潤了，他不知道此去這輩子能不能回來了？胡適在當晚日記中淡淡記了句“此是第六次出國”。在一望無際的太平洋上，思想苦悶的胡適在老鄉陳獨秀晚年文字裏找到了共鳴，認為陳獨秀在彌留之季迸發出的思想彌足珍貴，“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主旨。
胡適痛定思痛，反思國民黨政權一敗塗地的原因。他開始與雷震等人籌辦《自由中國》一事，並開始起草《的宗旨》一文，胡適在此宗旨裏提出，這個雜誌要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要督促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宣言裏也毫不掩飾地攻擊“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並幻想“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複自由。”這作為《自由中國》的發刊詞昭然印在每期雜誌扉頁，胡適還成為這個雜誌的發行人。不過，正是這個雜誌，日後給胡適晚年惹了不少麻煩。
4月27日，胡適經過長途顛簸來到了大都會紐約，住進東城81街104號這幢他原來租住過的公寓。胡適對燈紅酒綠的紐約既熟悉又陌生，在這裏他曾度過自己風華正茂的留學生涯，還有抗戰時期當駐美大使時指點江山的風光歲月。如今年老落魄重新回來，開始他流亡的寓公生活。國民黨猶如扶不起的阿鬥，使得胡適抬不起頭來，他在美國開展的民間外交在的大勢之下徒勞無功，很多同情國民黨政權的美國政要都表示無能為力。胡適此時心情可謂灰暗之極，他通知國民黨政府駐美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會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躲進小樓繼續考證他的《水經注》，並一再聲明從此不問政治。
把自己封閉起來暫時逃避現實可以，但隨著日子推移，胡適不得不麵對經濟上的窘迫。一向不治家產的他，如今生活拮據地捉襯見肘。而這時夫人江冬秀也投奔胡適來到美國，江冬秀乃一鄉村女子，到美國後語言不通，失去社會生活能力，隻會邀三喝四的拉幾個寓居美國的流亡太太在屋打麻將。這下可苦了平時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胡適，被“逼上梁山”的他經常在電車上被擠得東倒西歪，親自外出購買油鹽醬醋日用雜貨，幹起抹桌洗碗的雞毛蒜皮的家務。雖然生活落魄精神極度萎靡，但胡適顯赫的名聲還在，從國內來美過路客總想來一睹大師的風采，以至於胡適的寓所簡直成了一個“熊貓館”。一些遠道而來朋友來看胡適，請不起客的他隻好煮茶葉蛋來寒酸招待。他的學生唐德剛形容那時他“惶惶如喪家之犬”，足見其困頓與頹唐。
1950年5月，竟為五鬥米折腰的胡適，終於在普林斯頓大學謀到在其校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的飯碗，雖美其名曰館長，其實加胡適自己一共才兩個人。在國內大名鼎鼎的胡適不得不屈於此職，做上一個清閑的圖書管理員。在這裏他前後做了兩年的圖書清理工作，業務閑暇之餘繼續他的考據研究，紮進故紙堆裏自娛自樂，聊以自慰。
胡適雖然遠離大陸，也不大認同共產黨的政權，但赤子的心從來沒讓他目光遊離出祖國，他熱切關注著彼岸的一切。在他來美國不久，香港報紙轉發了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的給胡適的公開信。老朋友陳垣勸胡適要幡然悔悟，回頭是岸。胡適讀後頑固地認為此信是偽造的，並在台北《自由中國》上發文說，“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
然而，最讓胡適不放心和痛心地莫過於小兒子胡思杜的“背叛”。胡適給小兒子取名寓意“思念杜威”，既表達了他對老師的敬重之情，更含著他一生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這個小兒子當年留在北大沒有跟胡適走，後來進了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他沒想到這個小兒子竟會朝他飛來投槍，“追求進步”得稱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並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宣布與胡適脫離父子關係。胡適知道後堅信是別人逼他幹出的，並在《時代》雜誌上發表《沒有沉默的自由》；另一麵表達出得是知子莫若父式無盡的淒涼與無奈。
1952年11月，胡適應台灣大學和台灣師範學院的邀請，自美國飛抵台北講學。聽說胡適從美國歸來，台灣各界人士蜂擁而至台北鬆山機場歡迎，大家對胡適寄托了極大的希望，都想爭睹這個的知識界領袖風采，也想關心下美國對台政治與台灣的發展前途。
在台灣複任“總統”的蔣介石為了籠絡胡適，專門約見並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報》，上麵有胡思杜批胡適的文章。蔣介石對此事表示“關懷”。孰料胡適卻不領情，反倒認為這是蔣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兒子不肖，便情緒激動地反唇相譏，巧妙地兜出蔣經國的老底：“我的小兒子天性愚鈍，實不成器，不如總統令郎迷途知返！”胡適這番話暗指1927年蔣經國留學莫斯科時，曾寫文章大罵其父蔣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凶”，“是我的敵人”。此舉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轍嗎？蔣介石一下子愣住了，隻好尷尬地報之以苦笑。
胡適在台灣除了出入各個大學的講壇，各種社會公開的演講也不少，向來聲音洪亮的他，由於頻繁地演說使得喉嚨嘶啞地不得不求助於大夫。胡適在台灣受到如此隆重的歡迎，使得胡適對台灣多了幾分依戀，他麵對台灣媒體問及返台感想時說，“大約一年左右，我還是要回來的；以後希望每年能回來一次，但我也希望當我下次回來時，大家能給我不說話的自由，讓我膽子更大些，多玩些日子。”從這時開始，胡適開始頻繁地往來台灣與美國之間。
1954年元月，胡適回到台灣參加“國民大會”，在開幕儀式上，胡適提出“扣足六年任期”的推算法，來解釋一屆“國大”為何能兩次選舉總統，為蔣介石的連任製造了絕好的輿論。並將“總統”的聘書親手送給蔣介石，使得蔣介石心花怒放，擺出台灣隨時歡迎胡適歸來的姿態。
快進入古稀之年的胡適在台灣如此受追捧，使得生性喜歡熱鬧的他動起歸去來兮的念頭。一日胡適從普林斯頓講學坐火車回家。這天美國的天氣極冷，外麵鵝毛般大雪紛飛，在轟隆隆的車廂裏，他依稀想起了他少年時代從徽州績溪的鄉下乘船去杭州，再輾轉去上海的日子。忽忽一少年，如今也進入暮靄沉沉的晚境。客居海外的他又患心髒病，連人壽保險公司都拒絕保險。胡適暗下決心，要在有生之年還掉學術上所欠的債務，並計劃趁早回到台灣安度晚年。胡適和在美國的朋友一一告別，趙元任一班朋友還給他搞了個告別晚會，可惜就在1957年2月17日，胡適因為胃出血病倒了，使得他歸國計劃暫時擱淺。醫院給他做了胃切割手術。這次大病讓一向樂觀曠達的他也自感時日不多矣。
胡適在給友人趙元任的信中說：“我的打算回去，是因為我今年66歲了，應安定下來了，利用南港史語所的藏書，把未完的幾本書寫出來。”這裏提到的這幾本未完成書稿分別是：早在1919年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計劃將此書下卷完成再改成《中國思想史》；還有他那本寫成快30年前的《中國白話文學史》，到現在也是半部書的半拉子工程；最後要數那部被胡適自己反複琢磨的《水經注》，幾年的心血也應該有個了斷。
半個台灣人
胡適與台灣還真是比較有緣分，他自稱“半個台灣人”，此話一點不假。胡適出生兩個月後，他的父親就被派到台灣去當“台南鹽務總局提調”，後補授台東直隸州知州。胡適的父親胡傳(1841—1895)，字鐵花，是安徽績溪上莊人，他是胡家第一個讀書做官的，曾授業於著名學者劉熙載的門下，以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先後在東北廣東等地任職。胡鐵花一生曾三次娶妻，但前兩個都早逝，胡適母親馮順弟是其最後的續弦。胡適是他們婚後第三年——1891年(光緒十七年)出生，初名嗣穈，行名洪騂。
胡鐵花一生飽經憂患，是篤信宋儒的清末正統一派文人，他在出任台灣營務總巡時遍查營務，在炎熱瘴毒中走遍了台南台北。後任台東直隸州知州期間，那時愚昧無知的駐台清兵吸食鴉片風氣橫行，胡鐵花在轄區內嚴禁吸食鴉片，對遏止陋習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1893年春天(光緒十九年)，不到一歲半的小穈兒被母親千裏迢迢帶到台灣去探親。小穈兒作為一個台灣官員的兒子，過早的同台灣曆史命運發生了聯係。他們先在川沙住了一年，後搬到台南“道署”附近，就是現在台南市中區永福路北段。這時已年過52歲的胡傳和年僅20歲的妻子馮順弟，老夫少妻其樂融融，一起教呀呀學語的小穈兒學認字。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深切地回憶道：“我小時候很受父親鍾愛，不滿三歲時候，他就教我母親的紅紙方字教我認。父親做教師，母親便在旁做助教。我認的生字，她便借此溫她的熟字。他太忙時，她就是代理教師。我們離開台灣時，她認得了近千字，我也認了七百多字。這些方字都是我父親親手寫的揩字，我母親終身保存著。因為這些方塊紅箋上都是我們三個人的最神聖的團聚生活紀念。”
台灣這片土地不僅是其父親撒過熱血的地方，也是幼年胡適識字發蒙之地，最重要見證了他們一家三口的短暫的天倫之樂。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胡傳為了安全起見，托人送走了嬌妻少子，在隆隆的炮火聲中小穈兒依偎在母親的懷抱中做了台灣海峽上的遊人，在1895年漂流回到徽州老家。
不久因為甲午兵敗，沒落的清政府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帝國主義。胡鐵花在內憂外患下含恨於廈門撒手人寰，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尚在繈褓的胡適孤兒寡母相依為命。胡適母親馮順弟23歲的虛齡就開始守寡，拉扯著胡適長大成人，其中無盡的辛酸自不待言。而在台灣的這段短暫的時光，對胡適的母親來說，是其一生和丈夫在一起最快樂的日子，也是她對愛情唯一的記憶。所以胡適對台灣飽蘸著深厚的感情，其間滿載著是對父親母親和自己幼年的無盡回憶。
1952年在去台南演講時，胡適曾到幼年時居住過的一處遺址，親手植下一棵榕樹，寫下“維桑與梓，畢恭畢敬。六十年前曾隨先人寓居此地。今日重遊，蒙諸老兄弟姐妹歡迎，敬紀謝意。”並深情地題下“遊子歸來”四個字。在台南各界設的歡迎宴會上，胡適說，“今天回到第二故鄉台南，願以台南市民身份，將來再回來看看自己手植的榕樹。”沒過多久，胡適如他所言，回到他的第二故鄉台灣。
胡適是1958年4月2日離開美國，在這個溫暖的春日結束了漂泊的寓公生活的。胡適回來擔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是蔣介石一手圈定的，這是一個地位非常高，帶領台灣科學與人文發展的重要職位。胡適到達台灣定居消息傳出，台灣沸騰了。那天到機場迎接胡適的官蓋雲集，80高齡的於右任也拄著拐杖同“副總統”陳誠等大員前去迎接。胡適一下飛機，就被台灣的熱情所包圍。胡適自己戲稱自己像做新娘子一樣。
在台北文獻委員會歡迎會上，台灣老學者黃純青驕傲地說：“台灣確是胡適博士之識字發祥地。”胡適聽後感慨萬千地說：“黃(純青)說我是台灣人，的確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幼年時我曾在台灣住過一年又十個月。”不過，胡適的話雖如此說，他自己恐怕做夢也沒想到，他在晚年會回到這個麵目全非故地重遊。而且這“半個台灣人”最後還死在台灣，埋骨於離他桑梓之地徽州千裏之外的孤島台灣。
胡適到達台灣後，對他父親的蹤跡都一一探尋憑吊。可惜物是人非，滄海桑田，很多遺跡已變成荒丘而不複存在，使得他不能獲悉當年而感到遺憾！不過父以子貴，台東縣府為了紀念胡適父親蒞縣，把火車戰前的光複路改為鐵花路，並在1961年落成的台東“忠烈祠”中把胡鐵花牌位也入祀其中。胡適的父親胡鐵花如果地下有知，也應以自己的幼子為豪。
然而同樣為人之父，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卻沒能讓他父親感到那麼幸運。胡適在台灣後聽到了小兒子胡思杜在去年大陸“反右”運動中自殺了。開始胡適還不相信，以為可能是一種惡意的謠言，年初還有友人說胡思杜被送到東北，所以他還打電話勸汪冬秀別輕信。很快噩耗被證實，胡思杜於1957年9月21日自殺身亡。白發人送黑發人，這無疑是人晚年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