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暖還寒
1979年秋，爸爸羅烽拖著病殘的身心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媽媽白朗相攜來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他們落腳在宣武區一條胡同裏的“遠東飯店”。
年初，中央已為他們的冤案徹底平反，恢複黨籍，恢複政治名譽，恢複原工資級別。引用爸爸詩句的說法：“打卻烏紗係紅巾”。曆經劫難，故友相逢，舊事重溫，爸爸、媽媽心中別是一番滋味。是苦，是辣，是酸，是甜，還是澀？他們一時也說不清。9月16日，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張僖及夫人來旅館拜訪他們。張僖通知爸爸、媽媽“文代會”報告的第三稿已經脫稿，定於19日討論。除了有關“文代會”的日程安排外，張僖還捎口信：周揚同誌邀請羅烽、白朗二位參加討論會，並說：“周揚歡迎見麵談談，日期再定。”
爸爸和周揚在電話裏約定9月18日下午到中央組織部招待所周揚的住處會麵。雖然，爸爸剛從青島療養院出院，又突患感冒，但他仍然強打精神按時前往。他一生最厭惡失言爽約。
見麵後，周揚和妻子蘇靈揚熱情問候這些年羅烽、白朗的情況。當談到今後工作和生活安排時，爸爸希望周揚對他們調回北京予以支持，請他關照有關方麵盡快辦理。20年來，他們遠離子女，“文革”中又長期過著有家不能歸的漂泊生活。爸爸一想到那舉目無親的日子便不寒而栗。目前，他們的健康狀況亟待有個家，有個較安定的生活環境，亟須有子女在身邊照顧。周揚對羅烽提出的請求欣然允諾，表示一定敦促有關部門盡快辦理。談完這些，周揚對1957年反右派鬥爭做了簡單卻近乎誠懇的自我批評，說：“當時，我就不同意把白朗同誌劃為右派，但由於政治空氣壓力大，劃了……”接著他頗有感慨地說：“過去的事，放下吧！”羅烽接過話頭說：“我能放下……”沒等羅烽說完，周揚匆忙打斷他的話問：“真能放下嗎？”
眾所周知，建國後羅烽多次蒙冤挨整，周揚又是當年文藝界的領導者和決策人，無怪乎當羅烽親口說對於過去的事能放下時，他急不可待地追問：“真能放下嗎？”看得出，這次談話周揚的心情確實不平靜；當他接過羅烽帶去的白朗病曆，尚未看完就卷握手中，若有所思，使得旁邊的蘇靈揚不得不提醒他：“別弄壞了。”
其實，周揚完全可以放心。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曆史也證明羅烽確實襟懷坦白，心口如一。隻要他說能放下，就一定能放下。他們受難後的幾十年裏，除了不得不向有關組織或領導按組織程序彙報和申訴外，幾乎未有隻言片語公布於世。在爸爸晚年，周揚已作古，文藝界的空氣隨著改革開放方針的貫徹也比較活躍，許多研究文學史的學者找他了解有關延安文藝整風的內幕；了解1955年肅反運動中被打成“舒（群）、羅（烽）、白（朗）反黨小集團”的始末；了解反右派鬥爭的詳情……對於這些他盡量回避，特別是牽扯某些人在運動中的表現更是緘口不言，他們把那段痛苦的往事封凍於心底。他曾說：“過去就過去吧，曆史是公正的。”
我記錄這段曆史陳跡，無非想填補這片空白，從中汲取教訓，使不該發生的不再發生。在政治運動中，被整錯的人固然是受害者，他們不但身心受摧殘，而且失去為所生活的世界做些有益於社會進步的事情。反之，參與整人的人也並非獲利者，他們在運動中，不但人的自然屬性被扭曲，而且耗盡人生金子般的時光和精力。在旁觀者眼裏，他們都是受害者，都是可悲的。
當爸爸、媽媽重返文壇，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第四次全國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會場時，他們已經風燭殘年，老態龍鍾。羅烽拄著手杖，緩緩步入會場。白朗也來了，但她不是自己走來的，而是坐在輪椅上，被人推來的。她已臥病多年，是勉勉強強來參加開幕式，來參加粉碎“四人幫”以後全國文藝界召開的盛大集會。二十一年後，她終於實現了自己的誓言：回到黨的懷抱，回到人民文藝的隊伍中。當年不是他們錯了，是曆史開了他們一個玩笑。然而，這“玩笑”實在太殘酷。
1982年夏天，爸爸和媽媽由旅館搬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分配給他們的木樨地24號樓，才結束了長期無家可歸的生活。遷入新居，第一次坐在飯桌前吃飯時，爸爸不無傷感地說：“總算能坐直腰吃飯了。”
這平平常常的一句話，蘊含著幾多辛酸、幾多苦衷。
文藝是政治運動的晴雨表。當年這種論調頗為流行，事實也正是如此，曆次政治運動的前奏無不是文藝界首當其衝，真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在“反右”運動之前，文藝界就鬧起“反黨小集團”之風。先是“胡風反黨集團”，接著又有“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羅烽、白朗也在劫難逃。
爸爸原在東北文藝界擔任行政領導工作，1952年底調京後應邀去沈陽參加“建國三年來東北文藝工作總結”。在總結過程中，因為與另一位負責人在有關執行文藝方針、政策方麵意見不同，雙方發生激烈的爭執。這本是工作上的一般問題，然而，就是因為這極其正常的現象為禍因，於1955年秋，繼“丁、陳反黨集團”之後，被打成“舒（群）、羅（烽）、白（朗）反黨小集團”。舒、羅、白三人不同意強加給他們的罪名，一直在申訴。1956年三人中的首位成員舒群經周揚首肯調外地，但羅、白二人仍掛在那裏遲遲不做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