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斯敏斯特橋還沒有通車的時候，肯寧頓路僅僅是一條很窄的小路。從橋頭那兒開出一條新路直通布賴頓區，已經是1750年之後的事情了。我的童年幾乎都是在肯寧頓路上消磨的。新路開通之後，那裏出現了一些有著臨街陽台的高檔房屋，居民們沒準還從那些圍著鐵欄杆的陽台上看見過乘著馬車親臨布賴頓區的喬治四世。
到十九世紀中葉，那些房子大多都已經變成住房和公寓，論間出租，十分殘破。不過其中一些住著醫生、富商和歌舞劇名演員的房子還是原樣。在肯寧頓路上，每個周日上午，你都可以看到歌舞劇演員坐著自家的馬車去兜風。他們可以一路奔馳十多裏，甚至到達諾伍德或默頓，回途時再邊走邊停，光顧各種酒館。
那時我十二歲，經常站在肯寧頓路的巨盅酒館外，樂此不疲的看那些聲名顯赫的先生們從他們的馬車上跳下，走進那個聚集了歌舞劇名演員的酒館休息室。演員們真是風頭正勁，格子花樣的衣服穿在身上，灰色的禮帽戴在頭頂，鑽戒和領帶上的別針閃閃發光。午後兩點，這些顧客全都會走出酒館，因為那兒要關門打烊了。他們在開一會兒玩笑後彼此告別。在這時有的人會故意擺出一副姿態，那樣子挺惹人笑的。我覺得這非常有趣，一直目不轉睛地盯著他們看。
就像太陽躲進雲霧裏一樣，所有人都走了，那之後，我才向肯寧頓路後麵走去，走向那排破舊荒涼的房子，走到波納爾弄三號，走上那條通向我們住的頂樓的樓梯，它就像要倒一樣在不停搖晃。進了屋子，桶裏的髒水和破爛的衣物讓人一見就覺得泄氣，空氣也很汙濁。這屋子最多也就十二英尺見方，髒亂的盆和茶杯擺滿了牆角的桌子，被母親漆成白色的舊鐵床剛好放在低矮的牆根那。一個小火爐擺在床和窗戶中間，床腳那兒放著一張扶手椅改裝成的單人床。這就是我哥哥雪尼睡覺的地方。他那時去出海了。
母親不知什麼原因沒收拾屋子，所以屋子裏的氛圍在那個周日更使人壓抑。母親是個性格開朗的人，也很有情致，那時又不滿三十七歲，還年輕。以前，她總是把這簡陋的頂樓整理得幹幹淨淨，看起來十分舒適。尤其在冬天的周日，我一醒來就能看見收拾得很整齊的小屋子、小火爐裏熊熊燃燒的火和爐台上冒著熱氣的水壺。在母親樂滋滋地在我身邊忙碌的時候，這個屋子總讓人感覺很舒服，開水倒進陶製茶壺的聲音溫柔而深沉，我就這樣在屋裏看著每周的滑稽連環畫。這寧靜的周日早晨的一切，都是我所享受到的樂趣。
可是，她在那個周日卻沒精打采地望著窗外發呆。她的沉默寡言已經持續三天了，一直坐在那個窗口，看起來憂心忡忡。她的煩惱我是知道的。雪尼出海後已經兩個多月沒給我們來信了，而那架維持家裏生計的縫紉機也被收去了，因為沒錢交分期租金（這已經是常事了）。那可是母親租來拚命做活以掙點兒錢的工具。更別提我每星期教跳舞能掙的五個先令也突然沒了，這些錢都是用來貼補家用的。
不過，由於我們的生活中常常麵臨經濟困境，所以我對這些並不大留意。再說，還是個孩子的我很容易忘記家中這些煩人的瑣事。我照例放學後回家做點雜活，然後就跑到麥卡西家去打發整個傍晚，隻想躲開家裏那個頂樓，它真是太讓人覺得愁苦了。
麥卡西夫婦是母親在歌舞劇團唱歌的時候認識的，他們是老朋友了。這家人過著在我們看來相當富足的生活。他們住著一套租來的舒適公寓，就坐落在肯寧頓路較為幽靜的路段。麥卡西夫婦的兒子沃利是我的玩伴，我每次和他玩到天黑之後，總會被留下來吃點心，就這樣在他們家吃了很多次晚飯。每當麥卡西太太問起最近怎麼沒有見到我母親，我就找點借口遮掩過去--母親自從生活窘迫後，就很少能和她劇團裏的朋友相聚了。
當然，我也有待在自己家裏的時候，這時就能享受到我覺得十分美味的茶點：一壺茶，幾片用烤肉的油煎的麵包。之後母親還會給我讀上一個小時的書，她的書讀得那麼好，讓我覺得和她在一起是那麼快樂，覺得在家裏待著比去麥卡西家更有意思。
回過頭來說那天，我剛走進房間，母親就轉過身來盯著我，滿臉責備。我被她的樣子嚇了一跳。她的眼神裏寫滿了痛苦和煎熬，臉龐瘦削，模樣憔悴。一種難以名狀的哀傷襲上我的心頭，我想留在家裏陪陪母親，卻又想拋開家中所有煩心的事，於是左右為難，不知怎樣才好。這時，母親愣愣的說了句：“你怎麼不去麥卡西家呀？”
我的眼淚都快掉下來了，說：“我想要陪著你。”
她把臉轉向窗戶，失神地看著外麵。“家裏沒的給你吃了，快去麥卡西家吃你的晚飯吧。”
我聽出她語氣裏的責備，但還是不想走。她卻堅持要我去麥卡西家。我隻好去了。我走的時候，看見她一個人留在那個破舊的頂樓裏，心裏十分內疚，但我當時怎麼也沒料到，噩運在幾天之後就要降臨在她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