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謂李鴻章人物之偉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謂其福命之過人也。彼早歲得科第，入詞館，占清貴名譽之地位，際長發之亂，為曾國藩幕僚，任淮軍統帥，賴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蘇，及其平撚也，亦實承曾國藩之遺策，遂成大功，及為直隸總督，分天津教案，正當要挾狼狽之際，忽遇普法戰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於西歐大事，而此教案遂銷沉於無聲無形之間。邇來二十有五年，彼統製北洋，開府天津，綜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實彼之全盛時代也。
雖然，彼之地位，彼之勢力，非悉以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確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來之大勢，識外國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強，此種眼光，雖先輩曾國藩，恐亦讓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國荃更無論也。
彼屯練淮軍於天津，教以洋操；興北洋水師，設防於旅順、威海、大沽；開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機器局，製造兵器；辦開平煤礦；倡議設鐵路。自軍事商務工業，無一不留意。雖其議之發自彼與否暫勿論，其權全在彼與否暫勿論，其辦理之有成效與否暫勿論，然要之導清國使前進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誰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鴻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鴻章，不複知有北京朝廷。雖然，北京朝廷之於彼，必非深親信者。不寧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過因外部之壓迫，排難解紛，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況各省督撫，滿廷群僚，其不釋然於彼者，所在皆是。蓋雖其全盛時代，而其在內之勢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對外之有無限權力無限光榮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運之轉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戰乎？不能深知之。但觀其當事機將決裂之際，忽與俄使喀希尼商，請其幹涉弭兵，則其始之派兵於朝鮮，或欲用威脅手段，不戰而屈日本，亦末可知。大抵彼自視過高，視中國過大，而料敵情頗有不審者，彼蓋未知東亞局麵之大勢。算有遺策，不能為諱也。一言蔽之，則中日之役，實彼平生之孤注一擲也。而此一擲不中，遂至積年之勞績聲名，掃地幾盡。
尋常人遇此失意，其不以憂憤死者幾希。雖然，彼以七十三歲之高齡，內則受重譴於朝廷，外則任支持於殘局，挺出以任議和之事，不幸為凶客所狙，猶能從容，不辱其命，更輿櫬赴俄國，賀俄皇加冕，遊曆歐美，於前事若無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於是。
彼之末路，蕭條甚矣。彼之前半生，甚親英國，其後半生，最親俄國，故英人目彼為鬻身於俄廷。以吾論之，彼之親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認俄國為東方最有勢力之國，寧賂關外之地，托庇於其勢力之下，以苟安於一時。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約滿洲條約等事，或視之與秦檜之事金，同為賣國賊臣。此其論未免過酷。蓋彼之此舉，乃利害得失之問題，非正邪善惡之問題也。
彼自退出總理衙門後，或任治河而遠出於山東，或任商務而僻駐於兩廣，直至義和團事起，乃複任直隸總督，與慶王同任議和全權，事方定而溘然長逝，此實可稱悲慘之末路，而不可謂恥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盡也。
使彼而卒於中日戰事以前，則彼為十九世紀之一偉人，作世界史者必大書特書而無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辭令巧善，機鋒銳敏，縱擒自由，使人一見而知為偉人。雖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點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不敢斷言也。彼非如格蘭斯頓有道義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麥有倔強的男性，彼非如康必達有愛國的熱火，彼非如西鄉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誠。至其經世之識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論之，彼非能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雖然，彼之大橫著，有使人驚歎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無論如何之事，不驚其魂，不惱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無論若何失望之事，視之如浮雲過空，雖其內心或不能無懊惱乎，無悔恨乎，然其痕跡，從何處求之見之？不觀乎鐵血宰相俾斯麥乎？一旦失意退隱，其胸中瞋恚之火，直噴出如焰。而李鴻章則於其身上之事，若曾無足以掛其慮者然，其容忍力之偉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