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爸爸道別
1975年9月19日，由畫院出麵，在龍華火葬場為這位前任院長舉行了一次追悼會。這時，周恩來同誌病重，由鄧小平同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時，形勢有了明顯的好轉。因此，追悼會總算在大廳中舉行。畫院裏的老畫師們，凡是走得動的，幾乎都來參加了。他們在“牛棚”裏共過患難，都懷念著這位於世無爭的老畫家。
送花圈的人很多。那時的花圈隻有紙的，有一個卻是鮮花的，用我們家鄉稱為“千年紅”的小紫花球組成。我一看，原來是劉海粟先生請人送來的。後來得知劉先生當時正患重病，作詩曰：
暮年兄弟少，悲君亦自悲；淚雨滿床頭，真夢兩依稀。
事後，劉先生在《懷念豐子愷先生》一文中說：
那時候養花被視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到處買不到鮮花。我剛巧領到一個月的夥食費，便請人跑到虹口公園費了不少唇舌，買花紮成一個花圈，托一位有正義感的學生吳侃送到龍華火葬場殯儀館。……子愷……和他的藝術是有生命有氣節的真花！……真花能留下種子，馨香遠播，秀色長存，沾溉後學，美化世界，歌頌青春！
國內報刊上對這位海內外聞名的藝術家的逝世毫無反應，倒是由於我們通知了爸爸的方外莫逆之交新加坡廣洽法師，在新加坡《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上登出了兩條消息。到1976年的2月13日，香港《大拇指周報》上出現了兩版“豐子愷先生紀念專輯”，發表了明川的《不悲不慟悼先生》和香山亞黃等人所寫的《悼以外》、《遲來的噩訊》等悼文。
爸爸的老友葉聖陶先生得知噩耗後，寄來一首詩：
故交又複一人逝，瀟灑風神永憶渠。
漫畫初探招共酌，新篇細校得先娛。
深杯剪燭沙坪壩，野店投書遵義廬。
十載所希歸悵恨，再謀一麵願終虛。
……
追悼會後，我整理了爸爸留下的可憐的書畫遺物，全部拿出來，對姐姐們和兄弟們說：
“你們挑！吧，剩下的給我。”
我們對這些東西誰也不爭。各人！了自己喜歡的書畫作品和書，我拿了剩下的一幅小書法和一些日文書（日文書後來都捐給緣緣堂了）。大哥！了一些圖章，餘下的圖章由弟弟拿去保存了。
爸爸給我們每個子女都畫的那套四季屏，我的一套被美術學校的學生抄家時抄走了，所以當時爸爸的畫在我手頭一張也沒有。數年前，我二哥送了一幅小畫給我，我受寵若驚，如今一直掛在我書桌左壁上。
爸爸去世後我拿到的一幅小書法——陶淵明的四句詩“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則掛在右壁上。當時我！取這幅小書法，隻是因為爸爸在那套“精品”畫中有一幅是畫我，畫題正是用的這四句詩。如今這四句詩懸諸左右，正好成了我的座右銘。十餘年前，我把這幅畫清除顏色，印在我的名片反麵。我的晚年就是在爸爸這四句詩的勉勵下度過的。我為研究爸爸的生平和創作，從未浪費過一分鍾。因為“歲月不待人”啊！尤其不待我這80歲的老嫗！
重見天日
我想說的不是中國人民重見天日，那種歡慶就不必談了，那不是從內地回到江南故鄉的歡樂，而是從地獄回到天堂的歡樂。我在這裏隻談爸爸的畫重見天日。已經有12年了，報刊上看不到爸爸一幅畫、一篇文。
1978年4月23日的《文彙報》“風雷激”副刊上忽然登出了爸爸的一幅《山到成名畢竟高》。親友們奔走相告，家屬們歡喜雀躍。其實那並非為專門介紹豐子愷的畫而登出的。那幅畫隻是作為插圖陪襯一篇文章。文章題目叫《數學家的詩篇》，作者是複旦大學陸士清，內容是歌頌蘇步青先生的。隻因《文彙報》有一位先生持有此畫，他想讓12年沒和讀者見麵的豐子愷露露麵，便作為此文的插圖悄悄地“塞”了進去。這一炮打得好！爸爸的作品重見天日了。
由於這幅畫下麵載了“豐子愷遺作”五個字，看到報紙的讀者方才知道他們所敬仰的老畫家已經不在人世。爸爸去世後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報道，當時國內是不可能看到的。全靠這幅畫登了出來，起了訃告的作用。在他生前，老友葉聖陶、錢歌川先生先後來滬時曾要求和他見麵，陪同的人都不讓見，使爸爸失去了與老友訣別的機會。
就在這1978年，廣洽法師從新加坡來上海，致祭於爸爸的靈前，灑了一地淚水。香港中文大學老師盧瑋鑾小姐（筆名明川、小思，後為中文係教授）來到上海，在她慕名已久而終未謀麵的藝術家遺像前泣不成聲。還有難以計數的虔誠的讀者為一代藝術家寫悼詩，表哀思。
1978年年末，上海文藝出版社為《往事與哀思》一書來約我寫一篇回憶爸爸的文章。我從來沒有寫過文章。他們介紹我去向王西彥先生請教。1979年1月，我寫出了《回憶我的父親豐子愷》一文，近一萬字。
1980年，那時我剛從上海譯文出版社轉到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室，不久就有浙江文藝出版社來向我和寶姐約稿，要我們編《豐子愷文集》（7卷本，其實就是全集）。1990年9月，文集藝術卷4本出版（共322篇文），1992年6月，文學卷3本出版（如日記一天算一篇，詩詞和書簡一則算一篇，則共753篇）。全集共3184000字，收1075篇。由於我身在外國文學研究室而做的卻是“豐研”工作，就沒有評上高級職稱。退休後補申請，才得了一個“副譯審”的空名銜。
文集出版後，寶姐和我就開始計議編《豐子愷漫畫全集》。其實從1988年開始，我們就已開始在徐家彙藏書樓裏啃麵包找資料了。1998年正逢爸爸百歲誕辰，京華出版社得知我們正在編漫畫全集，便來約稿。1999年2月出版，起初出16卷本，共收漫畫四千多幅。2004年4月又出9卷本。
到我寫這段文字時，重新出版爸爸作品的書已經多達162種。研究介紹他生平作品的書也已有85種。還有拍成電視介紹他生平和作品的紀錄片也已有13個。
媽媽也走了
爸爸1975年離世後三年，我的小家庭和母親就於1978年5月23日搬到了漕溪北路。那時還沒有可以買賣房屋的規定，要搬家，隻能以房易房。漕溪北路當時是市稍，不大有人願意把市區的房子換到這裏來。但我們看中了這裏的房子是一套套單獨的，不必爬樓梯。我們急於離開是非之地，所以通過畫院由文化局替我們調換成功了。
媽媽搬到這裏，高興極了。因為陝西南路不僅已有了三四家鄰居，而且我們住在二樓，廚房卻在樓下，很不方便。有一次媽媽在床上嘔吐，雙手捧著汙物，叫喚廚房裏的保姆鳳珠阿姨卻叫不應。一直等到我女兒放學回來上樓才看到。如今一家人和廚房洗手間都在一個平麵上，媽媽不僅喚人方便，還可以到廚房去看看煮什麼菜，上廁所也不必跨幾步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