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通過當時的國務院政工組，發文至上海坪範大學，調我來京工作時，同事裝汝誠教授（宋史專家）私下關切地對我說：“你在我們這兒是業務骨幹，而那裏可是藏龍臥虎……”裴老兄的言下之意，社科院人才薈萃，北京更是“水深波浪闊”，英賢逐浪高，耽心我到北京後，可能壓力太大，學術上無聲無息，歲月匆匆，轉瞬間十七年過去了。回首前塵，我常常想起當年老裴語重心長的話。雖然自感汗顏的是，至今我並沒有作出了不起的貢獻。但總算出版了十幾本書。用我們在私下講的行話說，在史學界——甚至還有文學界，報上戶口。我想，這一點汝誠兄也會首肯的。
我這裏所說的“甚至還有文學界”，是指我在治史之餘，寫了不少雜文、隨筆，出版過四本集子，今年還會再出版一本。也正是因為我在文史園地墾春泥、端飯碗，才進一步切身感到，北京的文史界，真個是“藏龍臥虎”。即以寫隨筆的學者而論，我認識的以及雖不認識而通過作品心儀久之的，起碼可舉出幾十位，倘若讓熟稔文壇情況的女作家韓小蕙開名單，也許要翻一翻。小蕙不僅自己寫了不少隨筆，出版過幾本集子，而且對推動隨筆的發展，不遺餘力。她在所本編的《新現象隨筆》序中，盛讚“誰也沒有料到隨筆會在九十年代的中國崛起。”“可稱為革命性的崛起”。也許有人會嫌“革命性”這三個字太耀眼，這裏存而不論。
但隨筆的崛起，卻是不爭的事實。前年冬天，我替上海的東方出版中心，編了《當代學者隨筆叢書》、《當代記者隨筆叢書》。這二套書的主要作者，都是北京的學者，以及學者型的記者。當時，我就強烈地感到，北京學術界有這樣多寫隨筆的好手，應該編一套《京華學者隨筆叢書》，獻給讀書界。隨後，我向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提出了建議，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需知，隨筆雖擁有讀者群，但畢竟屬於嚴肅文學，不可能成為火爆的暢銷書。每念及此，我覺得應當衷心感謝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對隨筆創作的扶持。
學者隨筆，顧名思義，是學者寫的隨筆。這套叢書的六位作者。都是不同專業有成就的學者。顧學頡先生是古典文學、古文獻的專家，年過八十，是學林前輩；高莽先生是著名的翻譯家，我在中學時代，就讀過他用烏蘭漢筆名發表的翻譯作品，他還是著名的畫家；薑緯堂先生以研究北京史鳴於時，他的樸學精神更為同行所稱道；閻綱先生、高洪波先生，雖然是讀者熟悉的作家，但也是很有成就的文藝評論家，筆下散發著濃烈的書卷氣，不失學者風貌；張建智先生獨辟蹊徑地從事《易經》與經營文化的研究，出版了專著，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盡管他們治學各有千秋，但都喜歡隨筆，並不時寫作隨筆。令我特別感佩的是，顧學頡先生已年邁體衰，但仍以頑強的毅力，堅持寫雜文風格很強的隨筆，抨擊時弊，對社會上的腐敗風氣，深惡痛絕，顯示了傳統學人的憂患意識。這是一個正直學者的靈魂所在。我一直以為，作為人文學者，如果連憂患意識都不具備，恐怕很難說是有健全的靈魂。其實，在本叢書中，其他幾位學者也無不如此。文學作品無疑需要多樣化。事實上，讀者的口味也各有不同。喜歡寫風花雪月、男歡女愛、唉聲歎氣之類隨筆的作者，盡可繼續寫下去。喜歡讀的讀者，也盡可照樣讀下去。但我堅信，類似本叢書的隨筆，對社會更有益，也更經得起曆史的檢驗。至於棄絕空言，務去陳言，文筆冼煉，從不裝腔作勢，原是學者的本色，本叢書自然是不在話下的。
我的這些老生常談，對於本叢書的幾位比我年長的學者來說，有班門弄斧之嫌。好在真正的學者，都是心心相印的，因而我也就不會有被譏筆拙之虞。出版這套叢書，與作者、編者，都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我很珍惜與他們的友情。窗外，春光明媚。我祝福朋友們春常在，筆常新。
1997年4月17日下午於京南方莊老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