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死後兩個月，梁啟超寫出《李鴻章傳》，稱他無疑為“數千年中國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紀世界曆史上一人物”。梁啟超說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下麵是《李鴻章傳》的序言：
我敬重李鴻章的才幹，我惋惜李鴻章的見識局限，我同情李鴻章的遭遇。李鴻章出訪歐洲，在德國會見前首相俾斯麥，曾問他：“如果一個做大臣的人，想要給國家盡力辦事，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見都與他不合，合力給他製造障礙出難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想按自己的想法辦事，該怎麼辦呢？”俾斯麥回答說：“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他的支持就能獨攬大權，那還有什麼事辦不了？”李鴻章說：“比如現在有一個大臣，他的君主無論誰的話都聽，君主身邊那些近臣、侍從，經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義幹涉大局。麵對這種情況，這個大臣該怎麼辦呢？”俾斯麥想了很久才說：“一個當大臣的，假如以赤誠憂勞國事，估計沒有不被君主體諒的，唯獨在婦人女子手底下做事，就不好說了。”（這些話是從西方報紙翻譯過來的，普通華語報紙如《星軺日記》所登載的內容，因為有所忌諱而不敢全譯）李鴻章聽了這話沉默不語。唉！每次我看到這段對話，就知道李鴻章心裏的鬱悶、悲憤和憂愁，不是尋常旁觀者所能理解的。我之所以批評他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我之所以理解他也是出於這個原因。
自從李鴻章揚名於世界，五大洲各國各界幾乎隻知道有李鴻章，不知道有中國。簡單地說，這是因為李鴻章已經成為中國獨一無二的代表人物。這些人以外國人的身份評論中國的事，是沒法了解真相的，原因固不待言，但李鴻章卻稱得上是中國近四十年曆史上第一關鍵人物。凡是讀過中國近代史的人，不可能避開李鴻章，而讀《李鴻章傳》的人，也必須要拿著本中國近代史做參考，這已經成為共識了。這樣說來，我寫的這本書，換個名字叫做“同光以來大事記”也未嚐不可。
不但如此，凡是一個國家的當今社會現象，一定與這個國家此前的曆史相呼應，所以此前曆史是當代社會現象的原因，而當代社會現象是曆史發展的結果。李鴻章和今日中國的關係既然如此之深，那麼想要評論李鴻章，一定要用準確的眼光，觀察中國幾千年來政權變化更迭的大趨勢、民族滅亡與興盛的規律，以及現在中國外交的內幕秘聞。隻有這樣，才能了解李鴻章在中國曆史上的獨特地位。孟子說過：“知人論世，社會大事本來就不容易說明白，人難道是那麼好了解的嗎？”
今日中國的評論家，往往把平定太平天國、平定撚軍叛亂作為李鴻章的功勞，把數次議和談判作為李鴻章的罪過。但在我看來，這樣的功罪評價都是很不恰當的。從前俾斯麥曾經對李鴻章說過：“我們歐洲人把抵禦外侮當成功勞與榮耀。為了一家的利益而殘殺同胞，我們不認為這值得驕傲。”而李鴻章平定太平天國叛亂、平定撚軍叛亂的業績，是兄弟相殘，如果哥哥打弟弟也能當成功勞，那麼天下的兄弟都會因此不安。如果我們的國人常因為國恥而憤怒，痛恨和議，而因此將怨恨全部轉移到李鴻章身上，事出雖然有因，但不妨換位思考一下，在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份、一九〇〇年八九月份，假如把批評的人放在李鴻章的位置上，那麼他的行為、決定、處理方法，當真能比李鴻章強？這些人之所以對李鴻章橫加指責，是因為他們都是一群隻會指手畫腳的旁觀者，徒以罵人逞口舌之快而已。因此，我對李鴻章的功過評論，是和這些說法大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