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部曆史小說，對中國革命影響非常之大。毛澤東從中汲取了許多有益的“營養”，靈活運用於革命理論與實踐活動，終使“星星之火”得以“燎原”；蔣介石忽視了這部小說的社會影響力，忽視了其蘊藏在民眾中巨大的生命力與感召力，從而導致其“剿匪”越剿越多，最終黯然告別大陸。
這部曆史小說，就是作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
毛澤東一生都喜歡閱讀《水滸傳》，即使是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也從未間斷。他與《水滸傳》幾乎須臾不離：在江西蘇區受到排斥、退隱讀書時的書單上有《水滸傳》；在長征和轉戰陝北的多次戰略轉移中，經過再三精簡的行裝中仍然保留著一套《水滸傳》；在延安整風中，《水滸傳》是他圈定的閱讀書目……他在寫文章和講話以及日常談話中常常引用《水滸傳》中通俗易懂的故事，以之鼓舞與教育廣大指戰員。
“八七”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按理說須去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但他謝絕了這樣的安排。他說，我不願意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可見其受《水滸傳》中嘯聚山林、縱橫江湖的綠林好漢的影響之深。（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頁。）
秋收起義時，毛澤東率部進抵寧岡古城，巍巍井岡盡在眼前了。毛澤東風趣地對他的戰友說，《水滸傳》上有個梁山泊，皇帝老子的千軍萬馬拿他們也沒法子。你們曉得不，前麵的這座大山裏，就有兩個綠林朋友：一個叫袁文才，一個叫王佐，反動派就是奈何不了他們哪！井岡山地勢險峻，我們可以關了東麵打西麵，關了南麵打北麵，敵人奈何我們不得。在這兒，我們可以居高臨下，看得清、打得準。（見《今古傳奇·紀實版》2008年第6期《用兵如神毛澤東》一文。）
10月6日，毛澤東親自會見袁文才，並以100條槍作為見麵禮，袁文才十分高興，當即送600銀元給工農革命軍解決給養問題。不久王佐也同意工農革命軍進山。10月底，在連綿的秋雨中，毛澤東率領隊伍進駐井岡山，駐紮在茨坪。井岡山一時成了中國革命的新起點。
毛澤東對《水滸傳》的喜愛從迪克？威爾遜的描述就可見一斑：1930年3月，“當時毛的全部行裝有兩床毯子，一條布被單，兩套普通的灰軍服，一件銀灰色的毛衣，一件舊大衣，一把破雨傘，一個吃飯用的缸子和一個九層的灰色掛包，他用的地圖、文件、書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時就喜愛的《水滸傳》，都裝在這個掛包裏。”（迪克？威爾遜：《曆史巨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頁。）
1934年紅軍被迫開始長征，途中，毛澤東談到紅九軍副軍長許世友的武藝時說，“都趕上景陽岡那個打虎英雄武鬆了”；在八路軍一一五師政委聶榮臻開辟晉察冀邊區時，毛澤東稱讚聶是“新的魯智深”。
1938年，在一次關於保衛工作的談話中，他說：《水滸傳》梁山上有軍隊有政府，也有保衛偵察這些特務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級將領中就有做特務工作的。梁山的對麵，朱貴開了一個酒店，專門打聽消息，然後報告上麵。如果有大土豪路過，就派李逵去拿了回來。
1945年4月24日，在黨的七大會議上，毛澤東又說，梁山伯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莊沒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來。（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頁。）
長征途中，還發生過這樣一件趣事。有一次，因隨身帶的書看完了，到一個村子駐紮後，他對警衛員講：“你去給我弄部《水滸》和《三國》來。”警衛員找到一戶讀書人，說要借個“水壺”和“仨鍋”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為窮人打天下的紅軍，就把自己正用的水壺借給了他，並說家中沒有三口鍋，隻有一口，自家每天都得用，實在騰不出來。警衛員謝過老先生，提起借來的水壺，興奮地去見毛澤東，一進門就說：“主席，水壺拿來了，仨鍋沒找到。”毛澤東抬頭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衛員叫到身邊，耐心地告訴他：“我要的不是燒水的水壺，也不是燒飯的大鍋，而是中國的古代名著《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是兩部古書。”說罷，又拿來一張紙在上麵寫出來，交給了警衛員，告訴他今後要注意抓緊時間學習，“幹革命可不能鬧笑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