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小兔子”——從胡適家書看胡適夫婦秦錚
“一對小兔子”，這是胡適的弟子唐德剛對他老師和師母的戲稱。他說：“江冬秀夫人與胡適之先生同年，生於清光緒十七年（1891），辛卯。夫婦二人是一對小兔子（即兔年生），夫人長先生數月。”（《胡適雜憶》，第182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但據胡適親友說，江冬秀生於光緒庚寅（1890年）陰曆十一月初八日，實際上比胡適大一歲，故婚前胡適給江冬秀寫信時稱她為“冬秀賢姊”。1922年4月19日，胡適在《晨報副鐫》發表了一首詩：《我們的雙生日（贈冬秀）》，給粗心的讀者留下的印象是他們夫婦不僅同庚，而且同月同日生。但實際上胡適的生日是舊曆十一月十七日（陽曆12月17日），江冬秀的生日是十一月初八日（陽曆12月19日），並不在同一天。百年不遇的是，1920年12月17日，即陰曆十一月初八日，是胡適的陽曆生日，又是江冬秀的陰曆生日，所以胡適寫了這首詩，作為對這一天的紀念。
關於胡適夫婦的情況，最常見的資料是《胡適雜憶》中的一章《較好的一半》，以及石原皋《閑話胡適》中的一章《胡適的妻子——江冬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據唐德剛說，江冬秀晚年寫了一份自傳，那是一大卷鉛筆寫的稿子，雖然不善述文，別字連篇，卻是一篇純真樸素、最值得寶貴的史料。
胡適是14歲那年（1904年）跟鄰村江冬秀訂婚的。媒人胡祥鑒既是江冬秀的塾師，又是胡適的本家叔叔。胡適對於這樁包辦婚姻不僅采取了完全順從的態度，而且為了避免母親誤會而發表過為舊式婚製辯解的言論。胡適在1915年5月19日致母親的信中寫道：“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結婚之說，有時竟破壞已訂之婚姻，致家庭之中齟齬不睦，有時其影響所及，害及數家，此兒所大不取。自由結婚，固有好處，亦有壞處，正如吾國婚製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處，有壞處也。”由此可見，胡適對於封建包辦婚姻最初采取的是折中妥協的態度。
在青年胡適的幻想中，曾一度以洞房為“執經問字之地”，想跟未來的妻子建立一種伉儷兼師友的關係。然而他必須麵對的現實卻十分嚴酷。江冬秀的父係母係雖然都是書香門第，但本人卻是一位錯別字大王。比如，她在給胡適的信中把“脾”寫成“皮”，把“腎”寫成“賢”，把“課”寫成“稞”，把“叫”寫成“葉”，把“潤”寫成“用”……最可笑的是把“瞎說”寫成“害說”，把“肛門”寫成“虹門”，把“一大篇”寫成“一大便”。此外，作為一個身居鄉間的姑娘，她也隨陋習纏了小腳。在胡適看來，女人身上最忌諱的缺點就是纏足與無知。早在1906年，16歲的胡適就在《競業旬報》發表過《敬告中國的女子》一文。他大聲疾呼：“中國的女子，若不情願做廢物，第一樣便不要纏足，第二樣便要讀書。”
為了使未婚妻將來不致成為“廢物”，胡適在家書中說了不少鼓勵和規勸的話。在1911年4月22日給江冬秀的第一封信中，胡適首先誇她“字跡娟好，隻是‘作文不能達意’”，因此鼓勵她利用餘暇溫習功課，不讓學業荒疏。1910年8月中旬，胡適作為清華庚款留學官費生赴美留學，初入綺色佳的康乃爾大學，1915年秋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1914年4月，胡適在美國收到江冬秀的第一封手書，覺得詞旨通暢，因此喜慰無限。同月28日，他在複江冬秀信中再次鼓勵她讀書：“識字不在多，在能知字義;讀書不在多，在能知書中之意。”實際上，江冬秀的來函如果真是“字跡娟好”，那肯定是他人捉刀的;如果真是“詞旨通暢”，那肯定是請人潤飾的。從青年時代直至晚年，江冬秀的學識並無明顯進步。對於江冬秀的一雙小腳，胡適看得比年齡和學問更重。他認為，“小腳一雙，眼淚一缸”，這正是中國舊文化的一大罪狀。1914年春，他聽說未婚妻準備放足，非常高興。他在同年4月28日致江冬秀信中寫道：“來書言放足事，聞之極為欣慰，骨節包慣，本不易複天足原形，可時時行走以舒血脈，或骨節亦可漸次複原耳。”同年7月8日致江冬秀信中又說：“前得家母來信，知賢姊已肯將兩腳放大，聞之甚喜。望逐漸放大，不可再裹小。纏足乃是吾國最慘酷不仁之風俗，不久終當禁絕。賢姊為胡適之之婦，正宜為一鄉首倡。望勿恤人言，毅然行之。適日夜望之矣。”然而由於江冬秀的小足已經成型，所以放足毫無效果，致使西服革履的胡適跟三寸金蓮的江冬秀牽手顯得極端的不和諧，甚至被人評為“民國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有人寫詩雲：“先生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腳亦隨之;何人更似胡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這是諷刺?同情?讚揚?還是兼而有之?
1917年12月30日，亦即胡適26周歲的陰曆生日，他在安徽績溪老家跟江冬秀舉行了婚禮。主婚人是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當時胡適已經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據胡適書信，當年10月他的月薪已由260元增至280元。這是北大教授中最高的薪俸。他在北京的開銷，每月夥食費隻需9元，房租隻需3元，因此有了足夠的錢成家。結婚時胡適穿的是黑呢西裝禮服，黑皮鞋，頭戴黑呢禮帽，江冬秀穿黑花緞棉襖，花緞裙子，繡花大紅緞鞋。新人用鞠躬禮代表了跪拜禮。胡適在致詞中強調要破除舊式禮節。這次結婚胡適在老家前後共住了45天（婚前17天，婚後28天）。1918年2月初，他從老家回到了北京。蜜月期間，胡適共寫了五首新詩，合並成為一組《新婚雜詩》，發表在同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4號，其中第五首寫的是：“十幾年的相思剛才完結，/沒兩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別。/昨夜燈前絮語，/全不管天上月圓月缺。/今宵別後，便覺得這窗前明月，格外清圓，格外親切！”
從《新婚雜詩》來看，的確表現了新婚夫婦的閨房之愛，但同時卻掩飾了胡適內心的矛盾和苦悶。《新婚雜詩》刊出17天之後，胡適在給至友信中十分坦誠地說：“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吾之所以極力表示閨房之愛者，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豈意反此以令堂上介意乎！”（1918年5月2日致胡近仁）從這一番發自肺腑的話中，我們才了解到他之所以同意跟江冬秀結合的真實心態。
胡適是在婚後隻身先回北京作安家準備的，同年夏季才把江冬秀接到身邊。在短暫離別的日子裏，胡適囑咐妻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千萬要寫信”。他要母親轉告江冬秀：“自己家人寫信，有話說話，字不必好，即用白字，亦有何妨。亦不必請人起稿，亦不必請人改削。”他還寫信請母親從旁督促：“冬秀頗識字，可令他勉強寫信與我，附在家信內寄來。寫得不好，亦不妨。如不願他人見了，可用紙包好，附入家信中。”（1918年2月7日致母親）對於江冬秀信中的連篇錯別字，胡適采取的是一種諒解的態度。他對母親說：“冬秀的信也比從前進步了，內中頗有幾個白字（如“是”，寫作“事”;“之”寫作“知”）都還不要緊，常常寫寫便更好了。”（1918年3月1日致母親）又鼓勵妻子：“昨天收到你的信，甚喜。信中有好幾個白字，如‘事’當作‘是’。‘座’當作‘坐’。‘記’當作‘這’。又‘你’字、‘聽’字也寫錯了。下回可改正。”（1918年3月13日致江冬秀）同年3月27日致江冬秀信，也是先表示收信後“很歡喜”，而後訂正來信中的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