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籍運河岸畔的崇德，縣治在今浙江省桐鄉市西南；父母寄寓杭州。“樓觀滄海月，門對浙江潮”，簡潔傳神地描繪了故裏雄奇明秀的水色山光。
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麵侵華戰爭。11月初，日軍偷襲杭州灣，在金山登陸，撲向嘉興、蘇州，父母於顛沛流離的逃難路上生下了我，取名“抗敵”，希望我永記國恨家仇，精忠報國。讀書後，一位老先生征得父母同意，幫我改名匡迪，寓意於“匡扶正義，迪吉平安”。
我的童年是在雲南昆明度過的。抗戰時期的昆明是西南的文化中心，北大、清華和南開大學內遷昆明後，組成了國立西南聯大，但大批畢業生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於是不少人屈就於小學任教。我就讀的小學，許多老師都是西南聯大的優秀畢業生，他們愛國的熱忱，勤奮的教學，深深地融入我們幼小的心靈之中。
我忘不了國語老師朗讀愛國詩人陸遊“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詩篇時的悲壯激情；也忘不了曆史老師講述嶽飛、文天祥、史可法等愛國誌士浴血抗敵、以身殉國的情景；更忘不了地理課堂上，一位東北籍老師一邊在黑板上畫著山河破碎的中國版圖，一邊流著熱淚說中國像一片大桑葉，日本帝國主義就像一條蠹蟲，正在一點一點地蠶食我們的國土。半個世紀過去了，我亦年已花甲，但每每憶及這些情景，仍會潸然淚下，激動不已。
回顧自己的成長過程，在處於人生轉折關頭、選擇事業的重要時刻，“位卑未敢忘憂國”，祖國利益高於一切，始終是鞭策自己的座右銘。
1945年秋，終於盼到了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不久，我隨父母離開茶花豔若朝霞的春城，回到西湖之濱的家園。
青少年時代，我就讀於省立杭州高級中學（杭一中），這是一所全省招考、擇優錄取的寄宿學校，著名的教師，樸實的校風，嚴謹的教育，為我們打下了品行和知識的基礎。座落在古樸美麗校園中的科學館、圖書館，是最吸引我的兩個地方。每當讀到一本好書，常常是愛不釋手，養成了一生對書籍的愛好。而蝴蝶標本的製作成功，西湖水酸堿度隨季度變化的測定等等，使我養成要搞清一個自然想象，必須親自動手，細致地做好每一件小事的習慣。它們都使我終生受益無窮。
立誌投身鋼鐵事業
1954年初，臨近高中畢業，同學們開始思考理想和誌願。“一切服從黨安排，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誌願”，這是我們那一代青年的心聲。當時，正值國家製定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出“鋼鐵工業是一切工業基礎的基礎”。報紙上幾乎每天大幅報道鞍山鋼鐵公司的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和七號煉鐵高爐勝利開工的消息。我被火熱的鋼鐵工業深深吸引住了，決心以鋼鐵冶金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
1954年，我如願考上號稱“鋼鐵搖籃”的北京鋼鐵學院，從而和鋼鐵結下不解之緣，一幹就是三十多年。
在大學裏，我開始了解到我國古代曾有過冶煉技術的輝煌業績，對推動中華古文明的發展功不可抹。為了抵禦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發展近代鋼鐵工業，也曾是幾代中國仁人誌士的夢想，但都被腐朽的社會所吞沒。新中國要強盛，必須要有自己的鋼鐵工業。當時我國鋼鐵工業與歐、美的巨大差距，激發了我們那代大學生的奮發學習激情。五年的大學生活是緊張而豐富多彩的，當時盡管教學設施遠比現在簡陋，但一大批我國著名的冶金學者，如魏壽昆、林宗彩、朱覺等教授的言傳身教，為我們打下了紮實的專業基礎。實踐表明，我國的冶金學科教學水平決不遜於世界先進國家。記得1984年我在瑞典一家公司擔任副總工程師時，一天總裁拿來一份鋼包噴粉處理設備的設計書讓我審閱，我發現鋼包內鋼液流動的計算有誤，不符合流體力學的原理，就向一位美國名校畢業的機械設計師指出，當時他頗不服氣地問我：“你在哪兒受的教育？是美國？是英國？”我說：“既不是美國，也不是英國，而是中國。”這場爭論，最終公司總裁把真理判給了中國畢業的我，還要我給公司工程技術人員講述冶金過程中熔體流動的流體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