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普魯士的軍事改革，一度出任俄國軍參謀長，為俄國打敗拿破侖立下功勳，後出版軍事經典之作——《戰爭論》。
卡爾·克勞塞維茨1780年6月1日出生於普馬格德堡附近布爾格鎮的一個退役軍官家庭，從小受到軍旅生活的熏陶。1795年，克勞塞維茨晉升為軍官。1809年初，克勞塞維茨奉命調普軍總參謀部工作，任總參謀長兼軍事改革委員會主席沙恩霍斯特的辦公室主任，在推動普魯士軍隊改革的事業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為後來撰寫《戰爭論》積累了豐富的感性材料。
1807年9月蒂爾西特條約簽署後，普魯士淪為法國的附庸國。為了擺脫這種被奴役受欺淩的地位，克勞塞維茨積極向沙恩霍斯特建議：一是躲過法國的監視，儲備大量兵員；二是多方設法，改善武器裝備。至1812年，軍事改革委員會已為建立一支數量倍於普魯士正規軍的後備部隊準備好了兵員和武器裝備，從而為最後戰勝拿破侖奠定了基礎。
1812年4月，克勞塞維茨因反對普王威廉三世同拿破侖結成同盟而辭職。5月，克勞塞維茨去俄國，參加反抗拿破侖的戰爭在俄軍任軍參謀長等職，參加了斯摩棱斯克爭奪戰和博羅季諾會戰。
1812年6月中旬，拿破侖擺開向俄國大舉進攻的架勢。按最高估計，當時俄軍有18萬人，而法軍按最低估計也有36萬人。如何戰勝強敵，沙皇大本營展開了一場爭論。克勞塞維茨同意將敵人放進來，待其疲憊後再與之決戰的主張，認為麵對這樣的強敵，唯一的辦法就是向本國腹地退卻。俄皇亞曆山大采取了先退後攻的正確決策，最終把拿破侖趕出了國境。
在1812年法俄戰爭中，誘敵深入和民眾戰爭是俄皇亞曆山大對付拿破侖的兩個法寶，對贏得戰爭的勝利起過決定性作用。克勞塞維茨更是認清了這兩種有效手段在抵禦外侮中的巨大力量，並把它上升為理論加以闡述。在誘敵深入戰略方麵，認為主要的和根本的條件是國土遼闊，或者至少是退卻線較長。在民眾戰爭方麵，克勞塞維茨分析了這種戰爭同以往戰爭的不同點和實行這種戰爭的主體力量，認為戰爭發展到拿破侖時代，已由過去的皇室戰爭(即由各國皇室雇軍隊打仗)轉變為民眾戰爭(即由人民群眾直接參與戰爭)。他指出，“在這種戰爭中人民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並且認為，“一般說來，善於運用民眾戰爭這一手段的國家會比那些輕視民眾的戰爭的國家占有相對的優勢”。
1814年春，隨著拿破侖第一次被擊敗，克勞塞維茨重新回到普魯士軍隊，開始總結對拿破侖戰爭的經驗，從事戰爭理論的研究。1818年5月，克勞塞維茨被調任柏林軍官學校校長(同年9月升為將軍)，在任12年，致力於軍事理論、軍事曆史的研究，撰寫了許多軍事曆史著作。“不是在兩三年後就會被人遺忘”的《戰爭論》誕生了。1830年8月，克勞塞維茨調任第二炮兵監察部總監。1831年5月，任駐波蘭邊境軍參謀長。同年11月16日，克勞塞堆茨因患霍亂在布雷斯勞逝世，終年51歲。
《戰爭論》是克勞塞維茨的主要著作，該書從戰爭性質、戰爭理論戰略、戰鬥、軍隊、進攻與防禦、戰爭計劃等方麵較為完整係統地論證了有關戰爭的基本問題。
在《戰爭論》寫作過程中，克勞塞維茨認真考察了以往各個時代的戰爭，研究了130多個戰例，特別是他自己所經曆的各次戰爭，並仔細研究了他所處時代的全部軍事理論文獻，從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關於戰爭問題的完整學說，把資產階級軍事科學提到了一個嶄新高度。
克勞塞維茨深刻揭示了戰爭與政治的相互關係，他認為，戰爭並不是一種孤立的行為和固定不變的現象，戰爭是由交戰國政府和人民的政治關係引起的，“戰爭無非是國家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戰爭就其本身來說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這裏以劍代筆，但並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規律進行思考了。”同時，就戰爭本身具有特殊性，克勞塞維茨強調戰爭是一種以流血方式區別於其他政治交往的衝突，它有自身的規律性，因而它要求政治與之相適應，任何違背這種規律性的政治都將導致最後的失敗。抽象戰爭的唯一目的是使敵人無力抵抗，但現實戰爭所追求的目的卻是多種多樣的，可以是消滅敵人的軍隊，也可以是占領敵人的地區。
克勞塞維茨所處的曆史時期，正是歐洲從封建製度向資本主義製度過渡，軍隊從雇傭製向普遍征兵製過渡，作戰方法從線式戰術向散兵戰術過渡的曆史時期。克勞塞維茨在對戰爭與政治、人與物、戰爭目的與手段、進攻與防禦等關係所作的辯證探討中，提出不少精辟的見解。他把辯證法廣泛地運用於對戰爭現象的研究，揭示戰爭理論和軍事學術思想的發展。《戰爭論》是世界軍事思想發展史上一個光輝的裏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