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複旦公學就讀時，羅家倫十八歲左右年紀，就結識了黃興、戴季陶等國民黨要人，但他最崇拜的偶像是梁啟超，後來操觚染翰，他走得順風順水的也是梁任公“筆端常帶感情”的路子。羅家倫學業優異，行有餘力，還擔任《複旦雜誌》編輯，撰寫了一些直抒胸臆的華章，顯示出“少年中國之少年”的雄風勝概和文采風流。請看看這段行文：“若欲以20世紀國家的主人翁自恃，必須有春日載陽、萬象昭蘇之慨，切莫暮氣沉沉，氣息奄奄。一定要努力成為新學生，切莫淪為陳死人。”你不妨拈出其中的三個副詞來琢磨，“必須”“切莫”“一定”，全都語氣斬截，不留任何回旋餘地，這既說明作者自信彌滿，也說明他少不更事，對前路的艱難險阻缺乏預見，此時此刻的樂觀隻不過是個氫氣球，虛懸在半空而已。
“學而優則仕”，這是傳統意義上讀書人的光明前途，其實是暗道，甚至是不歸路。古往今來，由於做官而弄壞本質的人不在少數。
1905年，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人在巴黎發起“進德會”，首倡“不為官”“不置私產”。七年後，張靜江、張繼、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乘民國新肇之東風，在上海嚐試成立“進德會”，確定“一切從我做起，致力改變社會”的宗旨。“進德會”的“當然進德”（必須遵循之條例）三條是：不狎邪，不賭博，不置妾；“自然進德”（非強製約律）五條是：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會員分為三等：“持不賭、不嫖，不娶妾三戒者為甲等會員；加以不做官吏、不吸煙、不飲酒三戒為乙等會員；又加以不做議員、不食肉為丙等會員。”1918年5月28日，北京大學進德會召開成立大會，蔡元培被推舉為會長，《北京大學進德會旨趣書》中的戒律依循舊規。在烏煙瘴氣的社會裏，知識精英修正私德，砥礪情操，這個出發點當然是好的，但道德完美主義很難落實和變現。在進德會成員中，小賭怡情的並非個別，吃花酒的也顯有其人。陳獨秀不謹細行，常作狹邪遊，甚至鬧出大動靜，由於爭風吃醋去八大胡同揮拳打場，抓傷妓女的敏感部位，招致京城媒體的圍攻。不做官就更難了，連會長蔡元培也未能免俗，他做過北洋政府教育部總長、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北大進德會成立伊始，就吸納了七十多名教員、九十多名職員、三百多名學生為會員，當時北大的教職員共有四百多人，學生不足兩千人，進德會的規模不可謂不大。
羅家倫是北大進德會甲等會員，隻須持守“不賭，不嫖，不娶妾”的戒律，做官本是無妨的，不算違規作業。然而他在官場進進出出，所言所行頗遭詬病，成為左派文學青年攻擊的靶子，被斥罵為“無恥的政客”，這真是他的不幸。
1946年6月17日，王元化在上海《聯合晚報》副刊上發表短文《禮義廉》，射出了一枚頗具威力的“開花彈”：“曾任某大學校長的羅某，五四時代之健將也。‘革命已經成功’，但‘同誌仍須努力’，遂混跡官場，步步高升。二次大戰前，羅某吹捧希特勒，將《我的奮鬥》一書，列為青年必讀書之一。抗戰後羅某又搖身一變，成為‘愛國分子’。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人多譏其醜，遂戲贈打油詩一首：‘一生做幫閑，兩手隻要錢，三擅吹拍騙，四講禮義廉’。”以“禮義廉”為文章題目，王元化意在嘲罵羅家倫無恥，這是很嚴重的道德控罪。當時，王元化二十六歲，左派青年的性格偏激自然是難免的，但他的文章代表了許多青年學生對羅家倫從政的失望和反感，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事實。
在北大進德會的章程中，對於“不做官吏”有一個解釋：“凡受政府任命而從事於行政司法者為官吏。但本其學藝而從事於教育學術實業者，不在此限。”照此解釋來看，即使羅家倫是乙等會員，他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中央大學校長，應不算做官，至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教育處處長、滇黔黨政考察團團長、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首任新疆省監察使、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考試院副院長和國史館館長，就該算做官了。20世紀40年代末期，他還做過兩年國民政府駐印度大使，這個職務更難脫做官的嫌疑。抗戰期間，羅家倫與傅斯年結伴去四川江津，探望陳獨秀，他們想資助窮困潦倒的恩師，卻沒有看到好臉色，白白挨了一頓臭罵，隻好落荒而逃。羅家倫挨罵的緣由就是像他這樣一個有名有數的五四健將竟墮落為國民黨的“臭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