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慈禧作為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正忙著準備自己的六十大壽，無暇顧及迫在眉睫的戰事。她怕戰爭影響自己的慶祝活動，因此一味避戰求和，致使朝中上下一片求和之聲，嚴重影響了抵抗派的士氣。而作為戰爭實際指揮者的李鴻章知道他苦心經營30年的洋務事業是不值一戰的。他把希望寄托在列強的調停上，企圖通過英、俄等國的幹預而避免戰爭，因此也一味消極備戰。直到開戰前夕才如夢方醒，倉促應戰，致使處處被動。甲午一戰，中國喪師失地，為近代之最傷心之國難痛史。
甲午戰爭的失敗，完全是“人禍”造成的，而慈禧應負主要責任。慈禧為大修樓台殿宇所挪用的海軍經費可以再增加兩支原來規模的北洋艦隊。而當甲午戰爭的戰火已經燃起的時候，慈禧還在大肆鋪張，忙著做她的六十大壽，有人上奏要求她壽誕從簡，節約宮中的開支補充前線的軍費，她竟然惡狠狠地說：“誰要是令我一時不快樂，我就要他一生都不快樂。”她令大小官員都要交納報效銀，已收到報效銀120餘萬兩。光緒帝憂心忡忡，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終於第一次對慈禧太後犯顏直諫：“請停頤和園工程以充軍費。”於是引起慈禧太後的不滿。這樣一個腐朽的王朝怎能不亡呢？
甲午戰爭失敗後，李鴻章成了最大的替罪羊，舉國皆曰可殺，從此他漸漸淡出了權力的核心層。李鴻章的失勢，為榮祿登上權力的巔峰掃清了最大的障礙。而隨後翁同龢也漸漸失去了光緒的信任。早在甲午戰爭之前，掌握國家財政大權的翁同龢為了同李鴻章爭權，就在經費的撥付上阻礙了北洋海軍的建設，戰爭期間又大造輿論，使負有戰爭指揮之責的李鴻章動輒受咎，其後又利用中國的敗局無端地指責李鴻章，自己贏得“主戰愛國”的美名。他為了一己私名，為了排擠李鴻章，竟視國家大事為兒戲。李鴻章失寵之後，翁同龢一手遮天，達到了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翁同龢的虛偽蒙蔽了包括光緒帝在內的許多人。戊戌變法前夕恭親王奕病重，慈禧太後偕光緒帝前去視疾，光緒皇帝在恭親王病榻前，詢以“朝中人物，誰可大用”。恭親王說：在此國勢維艱的時代，有兩個人皇上可以考慮，一個是李鴻章，另一個是張之洞，有此二人，大清的國勢，或者可能不至於江河日下。光緒皇帝聽了這話，不禁大驚，說：“恭王以為翁同龢如何呢？”恭親王忽然老淚縱橫，勉力撐起老病之身，一字一頓地說：“是所謂聚九州鐵不能鑄此錯者！”他給了翁同龢八個字的評價：“居心叵測，怙勢弄權。”恭親王的抱疾論翁，極大地震撼了光緒皇帝的心，他對翁同龢有了另外一種看法。戊戌維新之時，翁同龢首先被逐，這不僅僅是由於慈禧的逼迫。
翁、李二人的失勢，最大受益者是榮祿。李鴻章失勢之後，榮祿繼任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還特別被賦予了統率北洋三軍之權。成為清王朝最有實權的大臣。
在甲午戰爭中，榮祿是積極主張抗戰的。當日軍在朝鮮摧毀了清軍後，兵分兩路發起了對中國遼東半島的進攻。清軍軍無鬥誌，一潰千裏，遼東重鎮相繼失陷，情況十分危急。當時慈禧一味避戰求和，而榮祿上書極力主張抗戰。山海關“內外防軍失利，京師震動”，榮祿疏陳“急固根本之策”，他說“馭夷不外和戰二策，然必先以守戰為本，而後能以和蕆事……用兵不外戰守二事，然必先以守為根本，而後能以戰施功”，建議“特設巡防局，領以親王，專決軍務，簡大臣督理五城團防，以安輦轂；選強將，統重兵駐京畿以備緩急”。他提出的幾項措施，被清廷一一付諸實施。榮祿再授京師步軍統領，受命拱衛京師。朝廷先是令其會同商辦軍務，不久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上行走。
對於甲午戰爭的慘敗，榮祿也受到了極大的刺激。麵對甲午戰後中國愈益貧弱、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局麵，他主張練兵自強、雪恥複仇。由於戰爭的失敗，中國被迫割地賠款，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日戰爭的結局，也給資本主義列強以強烈刺激，列強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戰後迅速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到了危機存亡的緊急關頭，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民發出了救亡圖存的吼聲。而在清統治集團內部，還有那麼一些人仍做著“天朝上國”的迷夢，醉生夢死，不思振作。榮祿對於當時中國所麵臨的險惡局麵是有著清醒認識的。他在給清廷的上疏中指出：“國家自從去年敗於日本之後，示弱天下，各國都知道我們的實情，不遵守條約，乘機肆意要求，拒之不能，爭之不聽。”時事艱難，已經到了最嚴峻的時刻。他極力主張改革圖強以禦外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