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於1966年12月4日深夜被抓後，最初由造反派監管，為表明自己的“革命”熱情，各造反派別之間經常爭搶“黑幫分子”進行批鬥，後來周恩來直接下令幹預，將“黑幫分子”統一交北京衛戍區管理。12月7日，夏衍被移交軍隊監護。在衛戍區，依舊批鬥連連，夏衍的罪行被定為“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安插在電影部門的總代理人，是電影藝術反黨黒綱領的炮製者，是炮製大批毒草影片的大老板，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同時，魯迅曾經提到的“四條漢子”一說也被翻出，加在夏衍、陽翰笙、周揚、田漢的頭上，成為夏衍反革命的又一大罪證。批鬥之外，便是寫檢查材料。1967年5月，專案組要夏衍寫“自傳”，重新交待曆史。夏衍一直習慣豎行寫文章，因此而遭到造反派的毒打，要他改為橫行。據夏衍的記憶，7月起武鬥、逼供訊開始，至9月29日達到高潮。由於非人的虐待，加之惡劣的生活條件，夏衍的胃炎、十二指腸潰瘍等病再次發作，同時伴有浮腫，身體狀況日漸惡化。但殘忍並不止於此。1967年12月，在一次提審中夏衍因走路太慢而被看押他的一個年輕的軍人踢斷了右腿，又因沒有及時醫治而從此落下了殘疾。1969年2月初，夏衍被轉移到衛戍區交通幹校，不久他十二指腸潰瘍病急性發作，胃大量出血，因而被送至空軍醫院救治。在那所空軍醫院，夏衍曾兩次輸血，一年多後病情有所好轉，便於1970年3月被轉出醫院，回交通幹校繼續接受審查。這番回來，專案組人員對夏衍的態度有了一些好轉，至少不再隨心所欲地毆打這位年已七十的老人。此時，夏衍的視力已經大大減退，耳朵卻變得異常機敏，夜幕沉沉中他能憑呻吟聲分辨出是哪一位戰友在受難，同時，他的思緒也多次回返到腥風血雨的戰爭歲月，還有更遙遠的嚴家弄、沈家“牆裏”。
林彪集團覆滅前後，夏衍的處境稍微好轉，可以與家人聯係，家人也被準許送衣物給他。1972年，由於毛澤東、周恩來指示的傳達，衛戍區將夏衍從南樓遷至北樓，夥食也得到了改善，但逼供依舊繼續。9月7日，已經失去自由五年多的夏衍終於獲得了一次同家人見麵的機會。夏衍記得那天是舊曆7月30日，即沈寧的生日。會見的地點是公安部設在府學胡同衛戍區的接待室，夏衍的夫人蔡淑馨、女兒沈寧、兒子沈旦華、兒媳丁嘉露、外孫趙欣、孫女沈芸等候在那裏。當夏衍拄著雙拐走進去時，他們看到的是一位瘦弱、衰老而又身有殘疾的老人。望著一家人，夏衍的心得到了些許寬慰。會見將要結束時，他趁看守不備將一張疊起來的手紙悄悄地塞給了沈寧，上麵用燒焦的火柴棍寫著“不白之冤”四個字！這大概是當時他唯一的申訴渠道了。此後，夏衍又分別於1973年的2月、9月和1974年的6月、1975年2月四次得到會見家屬的機會。1974年12月，夏衍被專案組責令寫“綜合性檢查”，三易其稿才得以過關。1975年2月15日，專案組又要他寫“總結交待”，同年6月3日他被送往秦城監獄，其時周揚也被關押在那裏，隻是二人放風的時間錯開了，他們便未曾有見麵的機會。7月，毛澤東作出批示：“周揚一案似可從輕處理”，7月12日，夏衍得到專案組和監獄負責人的通知：監護解除，他可以出獄了。出獄前夏衍沒有忘記向獄方要審查結論，得到的回答是暫時無結論，隻被告知他是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以示寬大。當天中午，夏衍拄著雙拐離開了秦城。周揚也在同一天接到了出獄通知，但他說自己寫給毛主席的一份檢查材料還未完成，要求寫完再走，於是他便在秦城多住了一個星期。
八年半的囚禁生涯結束了，夏衍回到南竹杆胡同113號的家。南竹杆胡同位於北京東城區的南小街路東，這條街道路麵狹窄，交通時常很擁擠、很混亂，但夏衍的家卻是一座關起門來便可鬧中取靜的院落。當他就任文化部副部長一職後，曾經看中一座帶有小花園的院子，本準備以稿費買下居住，後來組織分配住房，他便選中了這裏。那是京城常見的一進三開間的小院，裏外院間有一隔牆，樣式簡樸，但卻是標準的四合院結構，正是在這裏，夏衍開始了他十年的“仕途走鋼絲”生涯。五、六十年代夏衍“苦中作樂”，時常出入於“榮寶齋”用稿費買字畫，家中牆上掛的都是鄭板橋等人的真跡。被抓走前夏衍住在北房西邊的房間，臥室兼書房，每天以飛快的速度披閱大量文件，通常是秘書前一天雙手捧著一摞兩尺高的文件送來，第二天便可原樣捧回，有時周恩來的紅機電話也會在淩晨響起。夏衍在文化部時曾經主管過出版，所以院裏的一排南房中擺放了大量的圖書。夏衍喜歡把朋友們請到家裏打“百分”，夫人蔡淑馨做的紅燒牛肉是留客人吃飯的一道佳肴。而今，一切都已麵目全非。小四合院中又搬進幾戶人家，留給夏衍家的隻是原來的客廳和北邊的兩間平房，“文革”中這個小院被抄了不下30次，兩三間房子的書籍全部被抄走，四壁空空，隻未刮淨的“文革”標語還殘留在牆上。對於出獄，夏衍本人和家人都沒有太多的思想準備，回到家的那一刻也缺乏我們所想象的百感交集、驚心動魄，夏衍悄然而歸，平靜的一如他一生處世不驚的風格。家人仍然忍不住流淚，夏衍以杜甫的詩句“亂世遭飄蕩，生還偶然遂”來寬慰他們。這時一隻老黃貓悄悄蟄到他的腳邊，那是隻被叫做“博博”的貓，是隻非常聰明的貓。當初它是被放在草帽裏送到夏衍家中的，身上正患皮炎，毛一塊一塊地剝落，所以被命名為“博博”“老博狗”。博博雄霸一方，子孫遍布南小街一帶，它常常夜裏出去遊玩，天亮前回家鑽進夏衍的被窩，冬天時一身冷氣、鼻子冰涼，夏衍稱之為“冷鼻鑽被”。“文革”中造反派一來抄家，博博便爬上房頂躲避，等人散盡再回來，因而它能夠活過八年多的光陰等候老主人的歸來，而同時的另一隻白貓卻未能免於劫難。沈寧說自從夏衍被抓走後博博便四處流浪、很少回家了，不知為何它居然知道老主人今天回來。第二天，博博便死掉了，夏衍讓兒子把它埋在庭院的樹下並尊其為“義貓”，從此夏衍隻養黃貓。
夏衍雖然已經獲得人身自由，但“黑幫分子”“四條漢子”的帽子還戴著，因而監視並未真正解除，門外依然不時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出現。但得知他回來的消息後，仍然有許多老朋友、老部下跑來探望，比如廖承誌、薑椿芳、丁波、程季華等等。1975年8月25日，夏衍的問題終於有了結論，“犯有路線錯誤，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恢複組織生活，補發監護、審查時期停發的工資。”對此結論夏衍極為不滿，開始時拒絕在上麵簽字，其後在廖承誌的勸說下於8月26日簽了字。但是實際上夏衍的組織關係並沒有立即恢複，所以很多重要的活動他依舊無法參加。那一段時間他閉門讀書，天氣好時便抱著兩隻肥碩的大黃貓在院子裏曬太陽，過著再平常不過的老百姓的生活。他也曾在北房外的花壇裏種過花生和蠶豆，隻是果實又小又扁，不過沈芸回憶說他們還是把那樣的果實吃到了嘴裏。在飲食上夏衍依舊保持著南方風格，春節家人按北方習俗包餃子，他則吃餛飩，還“諷刺”他們剛到第二代就北方化了。偶爾有人送來南方的菜肴，夏衍會興致勃勃地親自下廚，那時家人便感覺那間簡陋的廚房簡直也可因此而“蓬蓽生輝”。其時沈芸輟學在家，夏衍便輔導她小學語文課文。與學校教法不同的是他從後往前教，讓沈芸感覺字越寫越容易，書越讀越簡單，可惜這種教法一經發現，立即被“糾正”了。夏衍當時還擔負一項極重要的任務，即做每日的貓食，用玉米麵和魚混在一起燒成糊糊，他在爐子上燒貓飯時會讓沈芸站在一邊觀看，有時還會手把手地教她，夏衍不願養貓、愛貓的傳統在第三代人身上失傳。夏衍喜歡的貓的顏色依次是黃、黒、花、白，與他相交的畫家們無論擅畫什麼，都會紛紛為他畫貓，那些畫掛滿了夏衍靠床的一麵牆，對於他來說，真的是不可一日無貓。1978年冬天，應剛剛複出的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的邀請，周揚及其夫人蘇靈揚、夏衍、張光年、林默涵、沈寧、露非等人出席廣東省文聯成立大會，並遊玩了附近的風景名勝。他們聚集在由陶鑄命名的波海樓大廳裏，眾人紛紛吟詩題字，夏衍也留下了這樣一段話：“1938年10月廣州淪陷，餘與林林、鋼鳴、華嘉等同誌經三水肇慶去桂林，哀鴻遍野，未能盡覽七峰六湖三洞之勝，今日重遊已匆匆四十年矣。同遊者周揚伉儷、光年、杜埃諸同誌，雖飽嚐憂患，然而老而益堅，豪情勝昔，為可慰也。1978年2月夏衍記於波海樓。”隻百餘字，也無華美的文采，卻於輕鬆、隨意間概括了一段沉甸甸的曆史。就在眾人遊興正濃時，夏衍卻悄悄地對周揚秘書露菲流露了回去的念頭，原因是他想自己的貓了，後來還是在周揚的勸說下才留下來繼續遊程。
當然，複出前的夏衍也並非全然係身於生活瑣事，事關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同樣與他相關涉、牽動著他的心弦。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這一消息對夏衍的打擊是巨大的，自抗戰爆發以來，他便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奮鬥了三十年，幾次大的風波中更是得其關愛、保護，而今故人仙去，不能不令這個九死一生的七詢老人動容。由於鄧穎超的關照，夏衍得以去北京醫院向周恩來作最後的告別。那是向遺體告別的最後一日，工作人員已經在收拾靈堂，準備將遺體送往八寶山火化。夏衍拄著雙拐，由兒子沈旦華攙扶著走進靈堂，在那裏他並沒有流淚，但回到車上卻止不住熱淚縱流，回到家後依舊難以抑製地大哭。夏衍是個性格堅強的人，他常常對沈芸說自己一生隻哭過三次：第一次是1937年母親去世，第二次便是參加完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第三次則是在1983年得知廖承誌去世的那天夜裏。浩劫過後，夏衍從不主動和家人提及“抄家”一類的話題，但有一次卻忿忿地說：“我和總理的照片是很多的，紅衛兵抄家時，我親眼看著他們在院子裏當眾把這些照片撕毀、燒掉。”當對夏衍的監視尚未真正解除時，他的行動還依然受到限製。當時夏衍離鄉幾十年的外甥女和外甥女婿從美國回來探親，家人可以去華僑大廈探望，他本人卻不能同他們見麵。1976年7月發生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到了北京，夏衍家院子的空地上也搭起了抗震棚，沈寧帶著孩子們去上海“避難”，夏衍則不能離開北京，更不準去上海那個是非之地。1977年春天，何其芳去世，參加何其芳的追悼會是“文革”後夏衍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麵，許多人仍然不敢和他有接觸，隻有李健吾從人群中擠出來，握著他的手，凝視半晌後說：“見到你，太高興了。”李健吾同夏衍的交情並不見得如何深厚，大難之後卻是他最先在公共場合向自己問候，這不能不令人有所感慨。
1977年年7月，鄧小平複出。經過廖承誌等人的奔走，夏衍的申訴信通過萬裏轉交到鄧小平手中，再經鄧小平轉給了華國鋒、葉劍英，在高層領導人的過問下，夏衍的問題很快得以解決。1977年8月8日，對外文委通知他的組織關係正式恢複，對此夏衍的反應是興奮的，因為那一年恰好是他入黨五十年。隻是“四條漢子”的“尾巴”還留著。一日，白樺、吳雪和歐陽山尊邀請夏衍去看白樺的新作——話劇《曙光》的內部演出。幕間休息時，一位鍋爐工卻在院子裏大聲叫嚷起來，抗議劇院敵我不分，竟然把“四條漢子”之一的夏衍請來看戲，他甚至要衝進去驅逐這個黑幫分子！1977年9月份，夏衍去了上海，住在瑞金一路的二姐沈雲軒家，在上海他特意定做了一隻後跟兩寸高的“高跟鞋”，這樣他便可以丟掉雙拐、拄著拐杖行走了，在給友人的信中他稱自己是“用一根stick走路”。9月28日，夏衍由上海返回北京，30日出席了國慶招待會，此後便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重大的公開場合。
曆史行進到了1978年2月，全國政協第五屆委員會召開，夏衍當選為政協常委。由於廖承誌、李一氓等人的努力，夏衍於4月份被委任為對外友協副會長、黨組書記。對此職銜，夏衍曾有過猶豫，終究他年事已高，且身體有殘疾，但最終還是在朋友的勸說下就任了。是年5月，中國文聯第三屆全委會第三次擴大會議開幕，夏衍在會上作了題為《生活知識技巧》的發言。發言中他談到了中國同西方國家存在的差距，並且強調了知識的重要性：“我們——包括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在三大革命鬥爭中，對階級鬥爭也許還有一定的生活，但在生產鬥爭，科學實驗方麵，我們的知識和生活，除少數人外，幾乎可以說知道的不多，或者很少，也就是說我們缺少這方麵的生活體驗。”1956年夏衍曾經因在青年作家進修班上作的一次題為《知識就是力量》的發言而受到過批判，而今複出，他依然初衷不改，強調科學的重要性。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陳雲、王震、鄧穎超等紛紛複出，改革、開放的方針大計已定，對“文革”錯誤的糾正工作也在各界各行業相繼展開。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致詞，他在講話中肯定了“文革”前十七年文藝戰線上的成績，“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們的文藝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文藝工作的成績是顯著的。所謂的‘黑線專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幫’的誣蔑。”11月16日，夏衍為大會致閉幕詞，在文藝界，思想解放不是過了頭，而隻是露了一點頭，離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文藝民主還有一段距離……中國經曆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五四運動雖然也反對孔孟禮教，提倡個性解放，但並沒有把整個盤根錯節的封建思想體係徹底摧毀。實踐證明，由於封建主義的思想文化在中國還有廣泛的影響，加上林彪、康生、“四人幫”一夥長期推行的那條極左路線，和新舊教條主義的束縛，中國文藝界要真正思想解放，決不是一個短時期所能解決的事情。
夏衍所言並非危言聳聽，作為一位從世紀初走過來的老人，他對封建思想既有理性認識，亦不乏感性的體驗，正因為如此，他才對這一陰影對文藝發展的阻礙格外敏感，尤其當它有了各種變體的時候，過去我們往往把“百家爭鳴”實際隻歸結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家的爭鳴。但三十年的實踐證明，這兩家之外的封建主義這一家，卻一直在頑固地妨礙著我國社會的前進。因此，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掃清道路，我認為，反對一切形式的封建主義，如家長製、特殊化、一言堂、裙帶風、官僚主義等等，同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形形色色的派性一樣，都應該歸入我們文藝創作的重要任務之列。
除了封建主義這個障礙，夏衍還意識到文藝立法的重要性：“我們應該盡快製定出版法和著作權法。總要有一個法律可循，現在沒有一個法律，隻要有人一講好就好，甚至於幹涉到無理的程度，連反麵人物姓什麼也會受到無理指責。”“總之，目前文藝上存在的許多問題，很需要製定一些法律保證。有了法律還必須做到‘言必行，行必果’，真正做到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否則，一切都是空的。”其實，反封建主義也好，立法也好，所呼喚的都是文藝民主，是對尊重藝術規律的渴望，這看起來是個簡單的道理，執行起來則很難很難。
隨著一係列撥亂反正的會議的召開，“四條漢子”“文藝黑線”等冤案相繼平反，陳荒煤、廖沫沙、丁玲、陽翰笙等人都相繼恢複了名譽，但有些人卻已永遠地離開了人世，夏衍感覺到需要把被遮蔽的曆史重新澄清，還那些未能親眼見雲開日出的人們一個清白。於是，大量的紀念文章、回憶錄問世了：《憶阿英同誌》、《憶穀柳》、《憶達夫》、《不能忘卻的紀念》、《楊度同誌二三事》、《悼念田漢》……李子雲回憶說1978年夏天她到北京去看望夏衍，當時他正伏在小幾上艱難地寫著那篇回憶楊度的文章，那些天他似乎很忙，來人、電話、外事活動接連不斷。李子雲勸他自己保重身體，有些應景文章就不要寫了，夏衍則回答說有些話得趕快幫人家說清楚，不然以後查考起來就麻煩了，楊度入黨的事，周總理已不在，知道的人已很少了，這些事得對人家負責。1982年，潘漢年的冤案終於正式被平反（潘漢年於1977年4月在湖南去世，他的妻子董慧也於1979年撒手人寰），在此之前，陳雲曾找到夏衍要他寫一篇紀念潘漢年的文章，1982年11月23日，夏衍的《紀念潘漢年同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我說他見過大場麵，如參加長征，遵義會議後去過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談判住在宋子文公館，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後宋美齡找他談話……這一類‘可資談助’的事，連對我這樣的‘老搭檔’也是嚴守秘密的。我知道這些事，還是1951年陳毅同誌和潘漢年同誌約宋之的和我談文藝工作那一次，經過宋之的的‘窮追’才透露了一點的。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們要他多講一點的時候，他用上海話說：‘吹捧自己的人頂著底。’（‘著底’是上海話下流的意思）。”斯人已西歸，夏衍惟有在言語的敘說中緬懷這位知交了。這些文字不僅寄予著夏衍對友人的一片懷念之情，更以曆史見證人的身份記錄下一代人的足跡，為後人整理、認識曆史提供了一份可供參考的佐證。1983年6月10日，廖承誌逝世，夏衍撰文《哭承誌同誌》，9月份，喬冠華病重的消息又傳來。喬冠華去世後，夏衍並沒有寫悼文，但在《懶尋舊夢錄》裏多次提及。老友接連離去，令夏衍難以釋懷，而夫人蔡淑馨的病故對他的打擊更是深重。
建國後蔡淑馨也曾參加過社會活動，還作過中學校長，後來便一直在家照料子女、操持家務。空閑時練習繪畫，作品也曾在美術作品展覽會上參展過。她平日與外界接觸很少，隻同中學時代的朋友沈茲九（胡愈之夫人）、胡子嬰（章乃器夫人）、陳宣昭（吳覺農夫人）及上海同濟大學教師錢青等時有交往。“文革”中夏衍被抓、家被查抄，極度的憂慮、恐懼嚴重地摧殘了她的身心，久之其性格變得喜怒無常，有時出現幻聽幻視，80年代後漸呈精神病症狀。1984年10月1日，夏衍應邀登上天安門出席國慶三十五周年典禮，回到朝內北小街的家中才知道蔡淑馨已於睡夢中平靜地辭世了。後來在給夫人好友錢青的回信中夏衍寫道：“淑馨已於1984年10月去世，時年八十。她受‘文革’刺激，1982年以後即神誌失常，時有幻聽幻視，去世前已成植物人，所以臨終前沒有什麼苦痛。”“臨終前沒有什麼苦痛”，這大概是老伴的離去給予夏衍的唯一的寬慰。
夏衍一生鄉音不改，鄉情也是愈老愈濃。1954年隨譚震林到浙江視察時，他曾在杭州停留過一個星期，還去艮山門外嚴家弄尋找自己的故居，也曾到市內和湖濱追憶青年時代的舊遊之地，那時除了大街上的石板路變成了柏油馬路外，幾乎沒有什麼變化。1960年，夏衍再次回杭時，從市容到工業建設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甚至連“方裕和”“孔鳳春”之類百年老店的招牌也不見了。二十年過去，晚年複出後的夏衍更是多次尋機回鄉探訪。1981年5月23日，夏衍赴杭州主持中國電影第一屆金雞獎、第四屆百花獎的頒獎大會，頒獎、座談、記者招待會……一係列的公務忙完後，他乘車悄然駛出了慶春門。嚴家弄已經由狹長的街弄變成了杭州近郊的集鎮，一切都變得新鮮而又有些陌生，依舊的是舊日情懷。得知夏衍歸鄉的消息，他兒時的夥伴、現已年近八十的春芳老人特地趕來向昔日的“和尚哥”問候，夏衍一口鄉音，回憶起兩人從前一同釣魚、捉麻雀的時光。為父母掃墓，是夏衍此次返鄉的一個重要環節。南山公墓，一如平常的肅穆，在兒子旦華、侄孫沈之雄夫婦的陪同下，夏衍緩步登山，父母、兄嫂都葬在這裏，隻是父母的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破壞，後由沈之雄將其拚接起來，但已不那麼平坦光滑了。夏衍曾說：“我想盡管離鄉日久，故園之情恐怕是終生難以切斷的。”的確如此，1982年4月，夏衍重返杭州。那次他與浙江的戲曲工作者座談，討論戲曲改革的問題，還應邀為《戲文》雜誌撰稿。那些天清河坊一帶的杭州市民有時會看到一位拄著拐杖的老人在羊壩頭附近駐足沉思，那就是夏衍，他在想“孔鳳春胭脂店現在到哪裏去了？高義泰布莊呢？”1986年5月，在上海為二姐沈雲軒做完百歲生日後，夏衍再次回鄉，那次他被安排在玉皇山下的汪莊西子賓館，還同杭州大學中文係的師生進行了一次座談。1992年，已過90高齡的夏衍在家鄉杭州過國慶，巴金恰好由滬來杭，下榻於杭州創作之家，得知此信息夏衍便在沈寧陪同下驅車前往靈隱寺，因道路施工汽車無法直達，夏衍便坐上創作之家的員工們給他準備的“土滑竿”去見巴金。後數日，獲悉夏衍即將返京，巴金在女兒小林陪同下去汪莊回訪他，兩位文壇老人相聚於西子湖畔，話百年滄桑，也談到他們共同的老大姐冰心，夏衍還以“熊貓”自謔。那是夏衍最後一次遠行，也是同巴金相交六十年的最後一次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