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0年10月30日（農曆9月8日），浙江杭州慶春門外嚴家弄（27號）沈家，一個男嬰降生了。這是沈家的第八個孩子（有兩個已經夭折），其時父親沈學詩已年過不惑，他為這個“老來子”取名乃熙，字端軒，這就是日後在現代中國的戲劇、電影和新聞領域都成績斐然的夏衍。夏衍出生之時，正是中國飽受內憂外患的動蕩時期，那一年八國聯軍一路攻入京城，給現代中國史重重地抹上了一個恥辱的印記，更令諸多有識之士對滿清政府徹底絕望。就在這恥辱和絕望中，一股新的、革命的力量正在悄然崛起，它將引導著中國進入一個別樣的天地。曆史在那樣一個災難之年行進到了它關鍵的轉折點，隻是身處其中的人們未必都能意識到這一點。剛剛降臨人世的夏衍自不待言，不過生於如此艱難時世，卻注定了他與時代、與社會息息相關的命運。
關於夏衍的出生地，據其孫女沈芸介紹應為浙江仁和縣，仁和於宋太平興國三年（978）由原錢江縣更名而來，在宋、明、清三代都是杭州的發展中心，辛亥革命後上城錢塘、下城仁和合並為杭縣。夏衍有一枚收藏章，上麵所刻便為“仁和沈氏曾藏”。此印章為原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1976年去世前的絕作，原設計的印文是“仁和沈氏珍藏”，夏衍請他將“珍”字改為“曾”，並解釋說此字意味那些珍品隻“曾”在他的畫櫃裏收藏過，但不會永遠歸他所有，總有一天會捐獻給國家的。
沈家祖籍河南，宋室南渡時移居江南，“經南宋、元、明、清王朝，至清朝末期，已成為相當富裕的中產地主階級”並兼有中層官吏的身份，在當地可以說是很有影響的大戶人家。沈家在仁和廣置田產，還出資在嚴家弄西麵修建了一個寺廟，名為“月塘寺”。但經太平天國戰爭後，沈家迅速衰敗：城內駱駝橋的房產被焚毀，嚴家弄的房子則一度被太平軍陳玉成部屬作為指揮所征用，夏衍祖父沈文遠也在混亂中被太平軍俘去，因其知書識字而成為陳玉成的記室（秘書）。太平天國失敗後，陳玉成派了一個“小把戲”（小鬼）護送沈文遠回到杭州，歸鄉後的沈文遠不久也曾考中過舉人，但未曾為官。沈文遠娶妻餘杭章氏，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堂妹。沈文遠生有三子三女，長子沈學詩，次子及一個女兒夭折，所以童年夏衍的記憶中隻有大姑母、二姑母和四叔父。大姑母嫁樊家，住在杭州鬥富三橋；二姑母嫁李家，安徽人氏。樊、李兩家都為官宦人家，夏衍回憶大概是道台、學台或是撫台一類的官員。夏衍十二歲時，大姑母過世，但樊家仍與沈家相往來；二姑母死於安徽，姑丈續娶了一位安徽籍的女子，但這位女子對沈家一直頗多照顧，直到夏衍赴日留學，沈、李兩家仍交往不絕。四叔父在蘇州衙門做事，家境並不寬裕。至於祖母的娘家章氏一族，在夏衍童年時已無直接來往，不過逢婚喪大事互相通知、致送一份禮儀而已。
沈學詩，字雅言（用杭州話來讀即為“夏衍”），是一個迂闊而比較恬澹的人，秀才出身，曾去應試而未中舉，從此放棄功名，在家中讀書自娛。他的書櫃中擺滿了各類書籍，除經史子集外，還有《七俠五義》、《天雨花》、《再生緣》等雜書，這些雜書順理成章地成為夏衍的幼年讀物，也為他將來走向文學之路鋪就了第一塊基石。沈學詩對醫道頗多理解，且收集了許多民間驗方，但並未正式行醫，隻在鄉間為熟悉的鄉親治病。也有人請他去坐館（即當私塾的教師），他婉謝不就，如此坐吃山空，家境沒落之勢更甚。夏衍三歲時，父親沈學詩於除夕之夜突然中風身亡，終年四十八歲。和現代文學的許多作家一樣，夏衍也遭受到了幼年喪親之痛。
沈學詩過世後，家庭的重擔便壓到了夏衍母親徐繡笙的肩上。
徐繡笙是德清人氏，夏衍稱她為“性格奇特的人”，當然並非意指其性格有何怪異之處，而是對其非同一般的堅強表示驚訝。徐繡笙不信佛，也不敬奉耶穌，她以自己的辛勤勞作支撐著七口之家，以直麵現實的態度為兒女們提供精神動力，夏衍寬厚而堅韌的個性的形成，與母親的影響密不可分。徐繡笙是養蠶能手，每年都要養一次“頭蠶”和“二蠶”，此外她還種菜、種豆，飼養雞、鴨以貼補家用。盡管她苦苦支撐，終難維持一家的生計，長子乃雍早已去德清做了學徒，不得已又將三女兒琴軒送給蘇州的四叔父扶養，同時仍然還需接受親戚的周濟方可維持。常給予周濟的便是夏衍的大姑母和二姑母及母舅徐家，而所謂周濟，也不過送一些衣物或借十元、五元的現金，雖不能從根本上改善沈家的困境，卻也可解其燃眉之急。徐繡笙識字不多，但熟知許多掌故和三國、水滸等故事，尤其酷愛戲劇，不論京劇、紹興大班，她都一定要看，而且要看到最後一出，夏衍對童年時母親帶他和四姐到杭州城站的戲院看京戲的經曆多年以後仍記憶猶新，這或許便是他與舞台的最初結緣吧。
除去母親徐繡笙，二姐雲軒也對年幼的夏衍疼愛有加，姐弟深情一直維係到晚年，倒是大哥沈乃雍（字霞軒）對夏衍不甚愛護，也許是年齡相差過大（他長夏衍十八歲），或許是長子身份使他過早地承受了生活的壓力而磨損了對弟弟的溫情，總之，在乃雍那裏夏衍未曾領受到多少手足之親。這於夏衍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或許是自幼生活在女性關愛中的緣故，夏衍氣質中多了幾分溫婉、陰柔，由人至文，其戲劇、其散文都不乏此特點。
當時的嚴家弄是一個小村子，除了街頭兩端的兩座寺廟有時還顯得熱鬧外，街上並無店鋪，甚至連一家豆腐坊也沒有。嚴家弄一帶的居民多是手工織綢的工人和種菜的農民，因而夏衍結交了許多農家夥伴。嚴家弄向東四五裏，便是奔騰的錢塘江。滔滔江流，配以青山秀水，加上河塘、山野中一群樸素無華的農家伢子，構成了夏衍的童年世界。
作為母親最疼愛的幼子，夏衍的教育得到了徐繡笙極大的關注，但其少年求學之路可謂“一波三折”。六歲時他先入村中的私塾念《三字經》《論語》《孟子》等書，一年多後因大姑母的幹預而轉入杭州城裏正式的學堂“正蒙小學”，課程除去舊學外又新加了算術、修身、體操等。正蒙小學的學習生活持續了一年多，因姑母的夫家與夏衍家境相距懸殊，一方麵唯恐引起不必要的閑話，一方麵擔心與闊綽的表兄弟相處令孩子產生自卑心理，徐繡笙斷然決定讓夏衍退學，回到家裏以一本《幼學瓊林》作為自學讀物。年事漸長的夏衍開始學著幫助母親做農活，采桑、養蠶、種蔬菜，還養了幾口豬，尤其養蠶的經曆對夏衍影響至深，為其後來改編茅盾的《春蠶》提供了鮮活的切身體驗。同時他的心靈世界也在日漸豐富。那時沈家雖已破落，仍居住著一座大宅子，即先前興盛時下鄉祭祖的臨時公館——“八詠堂”，那是五開間七進深的大院，除天井花壇外，宅後還有一座花園，空房塵封，狐狸不時出遊，它們與祖墳墓地幾人方可合抱的大香樟樹共同組成了一副殘敗、幽暗的圖景。後來長兄乃熙在這座宅子開辦過一個現代式的工廠，用新式機器織杭紡，浙江絲綢業凋落之後，機子也便停止了轉動。對於衰敗的故園，夏衍一直懷有一種類似“櫻桃園”的情感，1939年他還擬就了一個三幕劇的提綱試圖將此感受展現於舞台，終因故未能如願，但在散文《舊家的火葬》中這一遺憾得以補償：“那一年，哥哥要把母親臥房側麵的果園改作屯繭的倉庫，要把‘果園’的棗樹或桔子樹砍掉，他們之間曾起過一次很大的衝突，但是結果是母親失敗了，我最後一次回家的時候，青蔥的棗樹園已經變成了煞風景的‘繭灶’了，我雖則不曾親耳聽見丁丁的伐木聲音，但是《櫻桃園》最後一場的主人公們的心境，我是感受得到的。”在“文革”中被“監護”時期，夏衍仍常常夢到他出生的這座舊屋，不僅房子結構和陳設，連某一快地板已經朽折，某一處牆壁已經剝落，甚至幼年在後院的一棵桔子樹上捉金龜子的情景也曆曆在目，可見其故園情深。抗戰時期，“八詠堂”被日偽征用，並在那裏開辦了“正大繭廠”，後被遊擊隊燒毀，“八詠堂”就此不複存在。
與“八詠堂”的幽索和衰敗相映襯的是時代大潮的湧起。1909年，浙江杭嘉鐵路通車，杭嘉鐵路是浙江著名立憲黨人湯壽潛等策劃建造的滬杭鐵路的一段。作為西方現代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鐵路之傳入中國社會，不僅僅是交通方式的一大改善，更意味著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吸納、接受，是“實業救國”思潮中的一個典型事件。隨著鐵路線的延伸，中國公民的視野被引向了廣闊的現代世界，它帶給國人的震撼是強烈的，對此夏衍在其自傳《懶尋舊夢錄》中描述到：“通車的那一天，整個杭州——包括沿路鄉村都轟動了，我母親也很高興地帶來二姐、四姐和我，背了長條板凳，帶了幹糧（南瓜團子），走了兩裏路，到艮山門車站附近沿線的空地，排著隊去看火車這個從來沒有見過的‘怪物’。沿線擠滿了人，連快要收割的絡麻也踏平了。在盛夏的烈日下曬了兩個多鍾頭，好容易看到一列火車從北麵開來，隆隆的車輪聲和人們的呼喊聲融成了一片，這個大場麵，盡管事隔七十多年，到現在依舊記憶猶新。”幼小的夏衍對鐵路除了新鮮、好玩外，不可能有其他更深刻的領悟，但鐵路的確正和其他力量一道，承載著杭州這座曆史悠久的古城朝向現代社會邁進，夏衍個人的成長也被裹脅入這一潮流中。兩年後，辛亥革命爆發，其時夏衍和母親正暫住於德清舅父家中，他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呼應了這一劃時代的事件，這便是夏衍的“剪辮風波”。其實夏衍的剪辮，多半是出於表兄的慫恿和激將，是少年人的一時衝動之舉，談不上什麼自覺性、意義之類，卻為我們理解夏衍的個性提供了一個例證。母親稱夏衍為“洞裏貓”，大概指其拘謹、內向，但其內核卻也相當果敢、剛烈。莽撞之舉引來慈母的暴怒，舅舅痛責了兒子，夏衍也被禁閉在家，閉門思過。此後夏衍便在舅父的安排下進德清縣高等小學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