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的高峰會最後發表了一篇宣言，涵蓋所有的問題，並由與會的各國領袖簽署。據第一位研究中共與蘇共衝突的西方學者唐納德·讚格瑞爾教授的分析，這篇宣言等於是蘇聯的一大勝利。宣言主要以蘇聯的基本立場為主，不過文字卻很含糊、不清楚。這篇宣言能夠順利發表，完全是因為當時在北京監控全局的毛澤東，接受了代表團團長劉少奇的建議。當時中共所麵臨的抉擇是，妥協或是和蘇聯正式決裂。但從以後的發展來看，雖然劉少奇在宣言上簽了字，但並沒有改變毛澤東對蘇聯的看法，即赫魯曉夫和蘇聯內外的很多人，都已經變成了“現代修正主義分子”。
1963年7月，鄧小平再度前往莫斯科，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訪問莫斯科。他率領一個人數不多的黨的1963年7月，鄧小平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前往代表團，和由意識形態專家蘇斯洛夫率領的蘇聯共黨代表團，商討莫斯科宣言所提到的所有理論問題，以及雙方在1960年前後所爭執的一些問題。雙方都對對方有非常不滿意的地方。中共對蘇聯特別不滿的有兩點，第一，蘇聯在1961年到1962年之間，收容了從新疆逃往蘇聯領土的5萬名中國難民。第二，赫魯曉夫在1962年中印戰爭前後，公開批評中國。在蘇聯方麵，特別不滿意中共先是公開指責蘇聯在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中的行為是“冒險主義”，接著又嘲笑蘇聯是“投降主義”。
會談開始之前，雙方各自發表冗長的文件和聲明，充分而且有針對性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然後，雙方在會談中進行激烈的辯論。蘇聯方麵甚至明確表示，他們和鄧小平代表團會談的重要性，比不上當時同時在莫斯科舉行的，蘇聯與美國和英國進行的有關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談判（實際上，這個會議的主題本身就是對中共的挑釁）。赫魯曉夫本人確實曾經舉行晚宴招待鄧小平和他的團員們，但那是在會談舉行了五天，而雙方又沒有準備讓步之後。雙方也沒有決定下一次會談的日期。這等於是會談破裂。而事後也證明，這也標誌著中蘇兩黨26年正式交往的結束。
“文化大革命”期間，流傳著一個故事，說毛澤東否決了鄧小平起草的這份中國人在會議前公布的文稿。這個故事可能有相當的正確性。但即使真的如此，也不能表明毛澤東已經不信任鄧小平了。毛澤東經常對別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滿意，而且如果他對鄧小平的能力有任何懷疑的話，絕對不會派鄧小平去對付蘇斯洛夫，甚至赫魯曉夫本人。不管如何，在這次的莫斯科會談之後，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表現甚感滿意。最不尋常的是，毛澤東還特地到機場迎接從莫斯科回國的鄧小平，並且指定鄧小平為一個寫作小組的組長，準備對中蘇共衝突的原因和過程發表詳細的公開報告。
這個報告在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之間分九次發表（簡稱“九評”），而且頗具說服力。
在國內，從1961年到1965年，鄧小平在兩項事務上特別活躍：擬訂經濟複蘇計劃；策劃及組織一場運動，專門處理在“大躍進”之後普遍存在於黨內的腐敗、缺乏紀律和道德敗壞現象。
負責經濟複蘇計劃的主要有四個人，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和鄧小平。這項計劃的主要內容是逐步取消“大躍進”在製度上的大部分創新措施，以年度計劃取代五年計劃，同時把投資重點從重工業轉移到輕工業和農業（這是毛澤東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條重要建議）。
鄧小平對這項計劃的實質內容做出相當大的貢獻，尤其是在農業和工業方麵，他主要是配合其他人的工作。他製定的每一項有關經濟和教育活動的文件，都是在黨的一位高級領導人監督下進行起草的；他同時還負責協調三個為檢查各項政策而成立的三委員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