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45）
鄧小平到一二九師時，該師已深入太行山區。太行山位於山西東南部，“山高勢險”，“易守難攻”。事實上日本人並沒有企圖進攻太行山。
1937年11月攻占省會太原後，日本人集中設防於從北、南、東通往太原的鐵路線。依托山區，劉鄧開始建立根據地，並考慮如何處理日軍侵略後山西省的形勢。
一二九師挺進晉東南，開辟以太行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
1935年8月1日，正當毛澤東和張國燾在四川的一個偏僻地方為會師後的紅軍部隊到什麼地方去創建新的根據地而爭論時，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一個建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宣言。自從1934年夏秋設在上海的黨的中繼站被國民黨軍警發現後，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之間的電台聯係就中斷了。
此時，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張國燾對這件事都一無所知。
直到這年的11月底，也就是他們到達陝西六周以後，毛澤東才從林彪的堂兄、從莫斯科派回國內尋找中共前方領導人並彙報遠方事態進展情況的林育英那裏聽說了這件事。對林育英來說，找到毛澤東等人就像他通過蒙古沙漠一樣幸運。張國燾知道這件事還要晚些，是毛澤東通過設在保安與中央聯係的電台有選擇地告訴了他這件事。
王明之所以在莫斯科發表抗日宣言，是因為蘇聯對日采取了新政策。當時，斯大林出於對日本陸海軍擴張政策野心的擔憂，確定了蘇聯在遠東的主要目標是阻止蔣介石的中國和日本建立反蘇反共聯盟。這就要求蘇聯和中國建立更為密切的政治關係（兩國從1932年起就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時要求中國停止內戰。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希望中國共產黨放棄自1927年以來建立獨立政府的要求，大大地修改其社會政策，停止對國民黨和蔣介石個人的不斷攻擊與斥罵。
毛澤東本人甚至比斯大林更熱衷於推動中國人聯合抗日，他認為，唯有在全國統一戰線的構架內才能更有效地對付日本人的進攻。但他十分反感蔣介石，既不喜歡他的為人，也不喜歡他的政策，因此，他想找到一個既能建立統一戰線，但又不是以蔣介石作為統一戰線的唯一領袖的方法。他選擇的策略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統一戰線。他再次提出了1933年l月中共在中央蘇區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的宣言，即中共願和一切武裝力量訂立停戰協定，共同抗日，並要求國民黨部隊停止進攻蘇區，給予他們“民主權利”和武裝蘇區民眾。
毛澤東很快就采取了行動。
1935年12月底，瓦窯堡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一個貧瘠的小村莊瓦窯堡召開會議，通過了一個政治決議，決議著重表明：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
幾天後，毛澤東在黨的一次會議上說，“日本侵略”
改變了中國的階級關係，現在使“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參加到反日鬥爭”中去成為可能。但他仍然把蔣介石視為敵人，把蔣介石的“賣國”政策和日本“征服中國”的政策聯係在一起。
這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1936年，中共通過各種方式廣泛向外宣傳這一綱領。同時，毛澤東和他的同誌們艱苦工作，為重建在長征中受到巨大損失的黨和軍隊的力量而努力。他們采取了三個軍事行動：鞏固陝北根據地；和聽命於蔣介石進攻陝北的東北軍、西北軍達成互不侵犯協議；說服紅四方麵軍、紅二方麵軍向北與紅一方麵軍會合。這三個行動都取得了成功，但在執行第三個軍事行動過程中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這個代價就是紅四方麵軍在西征新疆時損失了三分之二。1936年7月，張國燾開始率領二、四方麵軍向北進軍，但是他並不願意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因此對於這一損失，他是要負主要責任的。但是，作為改組後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在某種程度上也負有責任，至少他對西征的戰略目的是默認的。從軍事上看，西征使一度輝煌的紅四方麵軍的戰鬥力大大削弱。從政治上看，張國燾本人的聲名和權力徹底喪失了，當他最終回到延安時，受到了公開的批評。
不久，共產黨人就與“圍剿”他們的地方軍的指揮官締結了互不侵犯的協定。這些地方軍首領的背景和經曆給了他們以很大的幫助。楊虎城就是其中之一。
1927年當共產黨人在馮玉祥部活動時，楊虎城是馮玉祥的助手。另一個就是張學良，他是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的滿洲軍閥張作霖的兒子。他和他軍隊中的大多數部下一樣，要求抗日，不願“剿共”。經過在延安和西安的談判，1936年春雙方訂立互不侵犯的協定，並建立了貿易和電台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