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鄂公在他所熟悉的人中，第一個想到了吳成方。
吳成方是湖南新化人，青年時代參加過“五四”運動和京漢鐵路“二七”工人罷工鬥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特委華北政治局保衛局局長和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屬的“特別支部”的秘密黨員，受吳成方直接領導，深知吳成方是出色的領導者。吳成方到天津見陳賡，並對陳說，希望特科建立在北京，因為他對北京的情況很熟悉，工作基礎厚實。陳賡表示同意，並告訴他：“北京特科直屬中央特科，所以，由周恩來同誌領導。”告別陳賡後，吳成方立即回北京著手物色組織成員。不久，以吳成方、肖明和周怡作為核心力量的北京特科成立了。在陳賡的指示下，吳成方、肖明和周怡三人分頭秘密發展物色人員，壯大組織。
陳賡曾對北京特科創始人吳成方傳達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特科與陰險、狡猾的敵人打交道，在不損害黨的利益的原則下，什麼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為黨工作。吳成方根據這個原則，開創了黨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麵，他在敵人各個部門發展特科工作關係，把情報工作做到了國民黨省黨部、憲兵司令部、中央軍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電信局等部門。
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點，設在北京西單絨線胡同西口的春秋書店。這是一個二層小樓，樓下除了賣公開發行的書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國民黨禁止的書刊。樓上則是特科情報人員的秘密工作點。北京特科的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樣，甚至專門負責營救與複仇工作的“打狗隊”的名稱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樣。
回頭再說潘文鬱的情況。北京特科調查了潘文鬱被捕後的表現，了解到他雖被脅迫自首，但拒絕供出黨組織，更不跟隨特務去指認工作關係，並且繼續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看到潘文鬱還在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特科的同誌開始覺得有點不可理解：一個叛徒宣揚共產主義思想，這個不合邏輯。經過分析，特科的同誌認為，這種情況正說明潘文鬱這個人從思想深處，從內心深處並沒有叛變共產黨。剛剛成立不到半年的北京特科急需發展灰色身份的人員，潘文鬱被黨開除的灰色身份更有利於參加特科。北京特科決定試探一下潘文鬱，吳成方先派特科成員周怡去做潘文鬱的工作。
周怡是中共北平地下通訊站的聯絡員，後長期工作在周恩來身邊。潘文鬱明白了周怡的來意後，內心多少有些遲疑。周怡儒雅瀟灑，待人溫和而真誠，化解了潘文鬱心中的疑慮和恐懼。潘文鬱表示，隻要黨還信任他，願意重新為黨工作。
時機成熟後，吳成方登門拜訪了潘文鬱。
吳成方對潘文鬱說：“有些個人叛變投敵，被開除黨籍。為什麼還要消滅他？因為他帶著敵人到處破壞共產黨的組織，到處抓革命同誌，這就屬於敵我矛盾了，就是說不是一個黨內的問題了，是一個敵我矛盾，我們要消滅他。你不是這麼回事，你被迫寫了自首書，可是你還宣傳共產主義，我們還是拿你當同誌看。”
黨沒有把自己當徹頭徹尾的大叛徒，出乎潘文鬱的意外。吳成方一番推心置腹的話，讓潘鬱文驚喜之中很是感動。兩人暢談至深夜，在吳成方的勸說下，潘文鬱再一次加入共產黨陣營，成為北平特科的秘密情報人員。
對潘文鬱回到黨的組織，吳成方自然也很高興。但他認真分析了當時形勢，告訴潘文鬱：“北京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遭受滅頂之災，特科成員遭逮捕、殺害的情況下組建起來的，環境遠比過去惡劣得多，各地共產黨人大批被屠殺、關押，你在敵人手裏有案底，再回來工作，風險可能比以前還大，要有心理準備。”
對於這個問題，潘文鬱已經嚴肅地思考過了。從蘇聯回國後，他得知有不少中共黨員被殺害，幸免於難的也有些遠避他處不再為黨工作的。這個時候逆流而動，無疑是冒著生命危險的。但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執著信仰和對中國共產黨的向往熱愛，潘文鬱在脫黨兩年多後，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隊伍中，1932年5月加入中共“北京特科”。
隱身化名 臥底“剿總”
能夠重新為黨工作，使潘文鬱心裏一下子變得明朗起來。他在特科指導下逐漸改變書生氣，有意識地在待人接物中培養深藏不露的練達和城府，以適應情報工作的要求。為了保護潘文鬱，北京特科指定在北平特別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員楊青林單線與潘文鬱聯係，潘文鬱搞到的情報都經楊青林轉交黨組織。
因為潘文鬱是個人才，很多人盯上了他。就在中共北京特科秘密聯係他的時候，另一個特別組織也盯上了潘文鬱，這個特別組織就是國民黨軍統。賞識潘文鬱的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也派人找到潘文鬱邀請他去南京工作。
潘文鬱把戴笠要他去南京的事向特科作了彙報。得知戴笠托人找過潘文鬱，特科成員肖明當即指導他與戴笠拉上了關係。戴笠邀請潘文鬱去南京做客，潘文鬱欣然前往。在南京，潘文鬱見到了特務頭子戴笠。戴笠見到潘文鬱後用微笑遮掩住了慣有的殺機，對潘文鬱非常客氣。不出所料，戴笠想拉潘文鬱進入軍統工作，對此早有準備的潘文鬱故意沉思了片斷，然後按照特科的叮囑，對戴笠說：“奉係中的老朋友已經收留了我，做人總得講點忠與義吧，不好這麼快就棄舊就新。”戴笠覺得潘文鬱算是個忠義之人，見留不住潘文鬱，隻好約定今後可以合作，互相交換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