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中葉，秦國與晉國在中原地區爭霸，數十年間，雙雄戰事不斷，互有勝負。有一年，秦穆公和晉惠公各自親率大軍，在韓原地方交戰。結果晉國打了敗仗，惠公倉皇逃命，卻不料坐騎陷足於泥濘之中，不能行走。穆公及麾下將士見狀，飛也似的追趕上去，想要擒擄惠公。可是還沒追上，晉國的軍隊就重重地包圍了過來，反而把秦穆公給困住了。晉軍見機發動猛烈的攻勢，並把秦軍阻擋在外圍，切斷救援。眼看穆公就快被晉軍擊殺了，秦軍卻是一籌莫展。就在生死存亡之際，秦國陣中衝出一小支隊伍，向晉軍直撞了過去。隻見他們個個奮不顧身，拚死衝鋒，終於把晉軍的包圍網突破了一個缺口，救出了穆公。其他秦軍見機不可失，趁此如虹氣勢，乘勝追擊，殺得晉國潰不成軍，反而將晉惠公給俘虜了。原來在開戰之前，秦穆公有一匹很好的馬逃脫，跑到岐山附近。當地居民不知道這匹馬的來曆，捕獲之後，便將他煮熟吃了。當時一起分享這匹好馬的，一共有三百多人。負責馬政的官吏追蹤這匹好馬的下落，發現是被岐山的居民吃掉的。於是把吃過馬肉的三百多人全都捉了起來，送到朝廷，交付有司治罪。穆公知道這件事後，便說：仁人君子，不可為了牲畜的事情，卻殺害了人的性命。我曾經聽說，吃了好馬的肉，一定要飲酒，否則有傷身體。便命人將他們放回，並各賜一瓶酒，赦免他們偷吃馬的罪責。
這三百多人原以為會獲罪受懲，沒想到穆公竟不加追究，非但赦免了他們，還多加體恤，賜予美酒。眾人無不喜出望外，感懷穆公恩德，當聽說秦國要去攻打晉國的時候，便一同投身軍旅，為國效命。後來在戰場上，正遭逢穆公危急窘迫，生死一線的危急關頭，三百多條好漢便死力救駕，以報其赦罪之德。
沒想到，正由於這三百多人的奮戰，穆公撿回了一條命，也讓秦國生擒了晉君，大獲全勝。
人的器量有大有小，有智有愚，命運也千差萬別。比如家庭富裕的人，器量大就添財進福，器量小就招災惹禍；地位高貴的人，器量大就受人擁戴，器量小就眾叛親離；聰明的人，器量大就事業有成，器量小就惹禍上身；愚蠢的人，器量大就身心安泰，器量小就禍在眉睫……
可以說，有器量就是低調的一種表現。感情用事，常常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器量大一點，做一些合理的、適當的，理智的讓步，必將有助於矛盾的消除和事情的解決。
十六國時期，前秦苻堅手下的重臣王猛曾率大軍前去與前燕作戰。開戰前，徐成違背了軍令，依法當斬。因徐成是鄧羌的部下，所以鄧羌出來說情，遭到王猛拒絕。鄧羌一氣之下反目為仇，要興兵謀反，殺掉王猛。王猛問他為什麼要謀反，鄧羌說：我們一起出來與前燕作戰，有人在內部自相殘殺，所以我要除掉這個奸賊。王猛考慮到大敵當前，以大局為重，便容忍了鄧羌這種犯上作亂的行為。不僅赦免了徐成，而且為了團結鄧羌，還故意說了些恭維他的話：我並非真的要殺徐成，隻是試試將軍。將軍對自己的部下如此講義氣，何況對國家呢！這樣，我就不怕前燕的軍隊了。
其後，戰爭進行到白熱化的階段，王猛要調動鄧羌的軍隊前去應敵。在這關鍵時刻，鄧羌卻向他提出打敗燕軍後要讓他出任司隸校尉的無理要求。王猛很為難，回答說：這不是我可以決定得了的。王猛說的是實情，可是鄧羌竟然按兵不動，並以此相要挾。王猛再次從全局出發容忍了鄧羌，親自向鄧羌賠禮道歉，答應了他的無理要求。鄧羌這才帶著人馬出戰，一舉殲滅了前燕的軍隊。
後人評論此事說：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莫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這段評論非常中肯，深刻說明了王猛在關鍵時刻能夠容其所短而收其所長。假如王猛隻是就事論事，一怒之下殺了鄧羌，當然在道理上講也是站得住的，但是如果從全局利弊短長的角度來考慮，就不如姑且容忍更高明了。也正因如此，在大敵當前的嚴重時刻，王猛維護了自己內部的團結、統一，才順利地完成了徹底消滅前燕、俘虜前燕君主的大業。
我們無法去估算一次寬容能帶來多少回報，也無法預測對方會不會回報，但可以肯定的是，寬容所帶來的人際方麵的正麵效應比負麵效應大，而這也是人類社會維持平衡的一個很重要的機製。一個具備寬宥能力的人，也必然具有大胸襟、大器量，這樣的人才更容易得到別人幫助，才更容易成功。
9.尊重缺點不以好惡論人才
作為普通人，與他人的關係盡可以以個人好惡而論，你對我好我就與你相交，對我不好就避而遠之，甚至老死不相往來，但作為領導者，身份不同，看待他人的角度也要變，否則仍以個人意氣用人，非壞了大事不可。
曹彬，字國華，河北真定靈壽人，出生於後唐長興二年（931年），比趙匡胤小四歲。後周郭威時，曹彬的姐姐為皇妃，因而貴為皇親國戚。
後周世宗時，曹彬任供奉官，掌管世宗皇帝柴榮的飲食茶酒之用。當時趙匡胤為後周大將，喜歡喝酒，便常去曹彬那裏要酒喝，而且常能得到，後來才知道他所要得的那些酒，全是曹彬自掏腰包到街市上沽來的。於是問曹彬：我正因為你常掌管酒，所以才向你要酒喝，你怎麼去街市為我沽酒呢？曹彬說：我掌管的是官酒，怎麼能私自動用呢。
對於這件事，趙匡胤印象很深。登基以後，在與臣僚說起後周世宗舊臣時，趙匡胤深有感觸地稱讚道：不敢負其主者，獨尊彬耳。曹彬的行為，正如《詩經》所日：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曹彬作為一個小小的供奉官，就能敬奉職位，以官酒不能私用，寧可掏錢到街市去買，一邊為公，一邊為仁義，正直如此，正可謂神聽說到他的品格操行，也會給予他很大的福氣，得到趙匡胤的稱讚，後來又為趙匡胤所倚重，曹彬果然有福氣。
曹彬為人不諂諛，不趨炎附勢。在後周時，趙匡胤出任禁軍統帥，後周的官員紛紛以交結趙匡胤為榮，於是府門前車水馬龍，總是熱鬧非凡。因為後周世宗皇帝柴榮是郭威的外甥，他當了皇帝，與曹彬是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此時的曹彬也就失去了皇親國戚的地位。趙匡胤十分讚賞曹彬，從內心裏想結交這位正直的朝中內奉官，然而曹彬卻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對朝中官員大都去討好趙匡胤的事兒，冷眼旁觀，更不因趙匡胤對他欣賞就去趨炎附勢。
趙匡胤升任禁軍統帥後，曹彬與他的交往反而少了起來，沒有公事，決不進他的府門。對他舉行的邀請宴會，也絕少參加。
趙匡胤對此有所不解，但依然讚尚他的人品。他即皇帝位後，任命曹彬為省使（外交官）。一次，趙匡胤與曹彬談話，聊起了以前的往事，問：我在周為將時，朝中的官員，我最想結交的就是你，你為何要故意疏遠我呢？曹彬找了個借口，回答說：臣為周室近親，複恭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怎麼敢隨便交結人呢？趙匡胤笑道：世宗即位之後，你還算什麼周室親近呢？曹彬神色從容，到：雖不是周室近親，但同在一朝奉職，何用交結？曹彬回答得很耿介，意思是秉公辦事，心不挾私，何必一定要互相交結昵，仍然是一副正氣。並不因趙匡胤已是皇上而有半點奴顏。
莊子曾經說過：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可以說，曹彬就是這樣的人。有道是趨炎附勢，人之通病。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為勢所趨者到處可見，但在曹彬身上卻沒有一點勢利之氣，這該是何等寶貴。
而從另一角度講，趙匡胤不以個人好惡看人、用人的做法更值得稱道。
任何人對於不合己意的對象總是會不由得態度冷淡，甚至希望對方最好從自己的眼前消失，常會在無意間吐露出希望對方不再出現的信息。領導者必須警覺自己的心態，每當想給某人貼上不好的標簽時，都應該三思而後行。
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在某種意義上說，領導的識人與用人能力的高低，關乎一個集體的前景命運。現代管理中區別利用各種材質的智者大有人在。鬆下幸之助就是一個很會因人而異、量才而用的高明領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鬆下幸之助為重建鬆下集團的勝利唱片公司，從許多的人選中挑選了原海軍上將野村古三郎，決定派他擔任勝利唱片公司的經理。該公司是以經營音樂唱片為主的大型企業。野村對音樂、唱片一竅不通，也不會做買賣，隻不過曾在日美戰爭中作為和美國談判的特命全權大使而有點名氣。對於野村的出任鬆下集團裏各方麵看法不一，懷疑他是否能勝任此職的占大多數，連野村也認為自己完全不懂業務，把握不大，如果硬要他幹，除非給他派幾個懂業務的人做助手才行。野村上任後，在一次董事會上談到音樂作品《雲雀》時，野村問別人：《雲雀》是誰的作品呀？堂堂的唱片公司經理競不知道名曲《雲雀》，這件事一下傳到了社會上，人們議論紛紛，指責說這號人怎麼能擔任勝利唱片公司的經理？
鬆下集團最高決策人鬆下幸之助胸中有數，他認準野村不但有豁達大度、人格高尚的品質，而且極會用人，擅長經營。他針對野村的長處和短處，采取揚長抑短的用人策略，給野村配備了優秀的業務人才，讓他們把一切業務工作承擔下來，使野村居於他們之上，擺脫具體業務的纏繞，發揮他組織、調度、控製和督促大家的作用。結果如鬆下所料，勝利唱片公司在野村的經營下經濟效益迅速提高，呈現出一派興旺的景象。
在這裏，鬆下先生看重的是野村為人豁達、人格高尚、善用人才、擅長經營的個性與能力，並在組建唱片公司時充分發揮他的組織能力、調度監控能力。具備這些優越素質的還不是一個人才嗎？鬆下忽略的是他的專業技術，重視的是他的管理能力，可謂做到了人盡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