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蔣夫人接到我的信後，就通知我去見她。第二天12月10日，她的秘書中午給我打電話，要我下午2點去見她，而這時隻剩四十五分鍾了。來電話時，我正在辦公室，於是我沒吃午飯便去利斯堡，兩點到達，她仍在吃午飯。我等了約十分鍾。先出來的是遊建文，然後是她。她板著麵孔，不像往常那樣愉快和自然。大部分時間她讓我說話。我稱讚她駕臨星期三美國援華聯合總會舉辦的義賣和她的簡短講話。我說，講話使每個人都高興，並將產生良好的效果，因為那些美國婦女將函告美國援華聯合總會的全國一百多個地方委員會。她聽了似乎高興，並說，她隻是講了幾句感謝的話而已。
顧維鈞又寫道：
我說，我送上會談記錄和備忘錄，為的是把杜魯門總統的態度和想法告訴她。我解釋說，我和總統談話時，他正打算把中國問題提交11月26日的內閣會議決定。但後來我獲悉那次會議沒有做出決定。我得到的消息是馬歇爾說話最多，而且顯然對內閣很有影響。我還告訴她，我曾把我國急需軍用品的清單先後送交馬歇爾和杜魯門。會議之後，杜魯門立即將清單提交國防部門處理。我告訴她，總統對中國和中國政府是同情的；我們會見時，他向我講了意味深長的話，他說那天早晨他再度和馬歇爾討論了中國局勢問題，而且他仍然願意支持委員長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我的含意是明確的，但蔣夫人顯然不願討論這一點，因此，我就采取略微不同的方式繼續講下去。我說，杜魯門固然可以堅持自己的權力，即使他的決定和國務院的意見相反，他也可自行決定，但他過於欽佩馬歇爾而不願這樣幹。但我指出，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以及在決定撤退美國駐青島的海軍方麵，他確實是這樣做的。換句話說，我向她講了總統不受國務院支配的一些事例。盡管如此，我告訴她，華盛頓局麵的關鍵在於馬歇爾。
我接著說，刻不容緩的是今後三四個月的援助，以使我國穩定戰局；三年長期援助計劃可稍後再提交國會。我告訴她，必要的有三件事，即總統發表支持中國反共的政策聲明，派遣高級軍官率領的軍事代表團，和增加援華軍用物資。
說到這裏，她神色嚴峻地說，這三點要求的公布使她更加為難，她要知道誰把這三點透露出去。我問她，這怎麼會使她更加為難。她說，馬歇爾告訴她，這使美國政府在就這幾點做出決定方麵陷於困境。她說，不予公開，事情就好辦些。我說，她所指的必是報紙上有關她將向杜魯門總統提出中國需要什麼的新聞報道或者推測。但《紐約時報》的文章是舊事重提，這些以前在報紙上已登載過，其來源是根據巴黎、南京和華盛頓的電訊。在巴黎，王世傑和蔣廷黻與馬歇爾進行商談；在南京，此事曾與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磋商過；在華盛頓，我曾向總統及國務院提出過此事。這不是什麼新奇的事情。甚至在基維斯特這三點就為人所知。杜魯門在那裏休假時，我曾於11月9日把委員長的信轉交給他。
她說，她看過的是一封很短的信，其中沒有提到這三點。但我說，這三點在信中提到了，而且以後《紐約時報》和《先驅論壇報》駐基維斯特的記者，把同樣的內容電告華盛頓各報。盡管如此，大使館嚴格認真地拒絕把該信提供發表。我又說，無論如何，讓人們了解中國所需，實際是有利也有弊。例如，斯克裏普斯-霍華德報係的魯斯和羅亞爾·霍華德就派出專人搜集內幕消息，藉免憑空寫稿，以便有力地支援中國的事業。另外，報界和公眾輿論認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一點也不明確，他們要求加以澄清。
我還告訴她，我剛剛獲悉，馬歇爾因手術後需要長期休養，正再次考慮辭職（動手術的日期是七日），我問她，她和他談話時是否察覺到這一點。她說，他的手術是醫生早就建議的。顯然她以為這消息不大可靠。她認為馬歇爾不會辭職，盡管這是馬歇爾親口對我說的。我說，馬歇爾向中國提了許多建議，既未被采納也未見實行，他顯然感到失望。杜魯門也曾對我說，他竭誠希望我國政府能對政治、財政和軍事做重大改革，並減輕人民的痛苦。蔣夫人說，政府該做的事很多，她相信她和馬歇爾的談話會使他更好地了解沒有做這些事的原因。在戰爭持續的情況下，這些事是做不到的。
她說，她希望在今後幾天他恢複健康之後與他繼續會談。這給了我一個鮮明的印象，即最近她不會離開華盛頓，而將繼續努力。我說，這是為中國進行的一項艱巨工作，但我認為她承擔這項工作很有勇氣，充滿愛國熱忱。她說，當她看到我們的士兵為我們的事業而戰鬥與獻身時，她感到承擔這個工作是她的責任，不惜任何犧牲。我說，為取得外援而做出的一切進一步的努力都是有益的，我們雖都為同一目的而努力，但沒有人比她更能勝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