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方麵不打破沙鍋問到底，才使國民黨方麵能夠“棄車保帥”，到汪希苓為止，不把後台老板掀出來。不過，後台老板是誰，明眼人心中明白，蔣家脫不掉關係，中外輿論尤一致指向蔣孝武。首先，孝武此時確已插手特務，連李敖在文章中自稱坐牢是“蒙難”，孝武都要過問，提出來認為大逆不道，因唯有孫中山、蔣介石可以“蒙難”，李敖“蒙難”便是“玷汙國父，褻瀆總統”。（見“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八十四期，第311、312頁）由於孝武可以指揮特務，又是皇太子，當時台北文武大官趨炎附勢之狀，已在公眾場合出現，根本不避人耳目。其次，孝武與竹聯幫早有勾結，來往頻繁，而出事之後，竟扯大謊說從來不認識陳啟禮，根本沒有見過麵，情急否認，忘了有不少見過他與陳啟禮曾在一起的人證。《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撰文報道，直指蔣孝武與竹聯幫有關係，孝武揚言要控告毀謗，卻不敢有所行動，顯然心虛。再說，竹聯幫在美頭目白狼張安樂，以及在美受審的凶手董桂森都明言，指使謀殺的幕後“大老板”是蔣孝武。張安樂於1985年3月1日在美國加州一家“林肯廣場旅館”（Lincoln Plaza Hotel）當眾懺悔自白，並確認蔣孝武命令陳啟禮殺害江南之後，陳啟禮的父親急忙自台北打電話給張，說是如果竹聯幫再繼續指控“總統”的兒子殺人，國民黨將要殺陳啟禮於獄中。（見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468-469）顯然受到台灣官方的威脅，使在海外的竹聯幫人馬投鼠忌器，不敢再事聲張。
台灣官方同時發動宣傳機器，並利用香港中性刊物《九十年代》，公布所謂江南七封信，把江南降格在“情報局”線民一級的層次。他們認為把被害人名譽破壞，則暗殺被害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道德行為了。殺了人，還要“殺人家的品格”（character assassination）。其實，江南不僅與國民黨的情報機構有往還，亦與美國以及中國大陸的情報機構有往來，我們可以罵他是線民，但他絕非某一方麵的間諜，更不可能是三方麵的間諜。沒有一個間諜會如此拋頭露麵、明目張膽地寫有爭論性的文章。國民黨無論如何貶低江南，也不能說殺江南有理，更不能彌補殺害江南所造成的後遺症。
對蔣氏王朝而言，後遺症尤其是災難性的。美國人為其本國利益不願趕盡殺絕，追究禍首，但亦雅不欲再見蔣家再傳子接代。蔣經國在內外交困，以及美國強大的壓力下，無可奈何花落去，宣稱蔣家人不能也不會接班，並將孝武“流放”到新加坡去當代表。孝武之流放就像當年王升之流放，權一放再難收矣。從孝武離台一刻起，蔣經國必然明白，不可能繼續再走他父親蔣介石走順的路子了。
江南案與蔣孝武有關，應無可疑；與蔣經國是否有關呢？陸鏗在《江南案對台局的影響》一文中說，涉及“蔣經國似乎有點離譜”（見“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八十三期，第237頁），其實並不離譜。蔣孝武雖插手指揮特務，但特務的最高領導仍是蔣經國。蔣孝武幹這樣一件事沒有理由瞞他自己的父親，何況他們殺人的動機自認是製裁叛徒的愛國行為，特務們津津樂道的愛國行為，蔣經國從來沒有製止過，甚至批評過這種行為。強人如蔣經國也不可能被自己的兒子和特務們瞞住。最大的可能性是，蔣經國事前默許，事後掩遮。即使退一步說，他事前不知，也難逃道義上的責任。一家公司出了紕漏，董事長能卸得掉責任嗎？
我們眼看蔣氏王朝樓起樓塌。蔣介石於1912年槍殺陶成章，始有聞於世；蔣孝武於1984年命令竹聯幫槍殺劉宜良，驚動太平洋兩岸。相隔七十三年的兩度槍聲，象征一個開始與一個終結，亦可謂有始有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