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抗戰勝利時不同任何中國人商量，單獨決定“以德報怨”；在退守台灣時又同黨羽群謀僉同“放棄賠償”。照《中日和約》談判時日本首席隨員木村四郎七的回憶，最初“中華民國”提出的，隻是要日本承認他們是正統政府等三項，根本沒提出賠償問題，後來加入這一問題，乃是作為談判籌碼換取條件，換到手後，賠償都可以不要，這不是“沽券”（日語“死要麵子”），又是什麼呢？
事實上，蔣介石正是如此。問題比較複雜的是，他在死要麵子之時，對日本又總是一攤媚骨。抗戰以前的不必論，抗戰期間的也不必論，光看抗戰勝利後的一些雨絲風片，就令人歎為觀止矣！以他對日本頭號戰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為例。岡村寧次以侵略中國總司令之尊，怎麼可以被判無罪呢？可是蔣介石硬要判他無罪！不但要判他無罪，甚至在受降典禮前，把降書內容先給他過目，還“打派司”叫他不必當場獻出軍刀。另外還特別召見他，問他“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處，希勿客氣地告訴我或何總司令”。最後，當蔣介石兵敗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岡村寧次時，岡村寧次還得蔣介石之蔭命，快速潛歸日本。蔣介石這種“供應之服務之利益”，倒真是名副其實的“服務賠償”呢！隻可惜竟是戰勝者幹出來孝敬戰敗者的！
跟蔣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蔣廷黻後來論斷說：“個人盡管愛國，但一旦加入政權的爭奪，免不了隻顧目的，不擇手段……這樣的爭奪，久延下去，國家將賣盡了。”蔣介石從“以德報怨”到“放棄賠償”，除了對日本的媚骨外，為了保住他的政權，因而私心泛濫，一再喪權辱國而不惜，也是主要原因。蔣介石的不幸是他遇人不淑，對象總是無情無義的日本人，結果縱然一身媚骨，卻未能免於被出賣，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認中共時表示：“《中日和約》已失去了它的意義，業已終了。”消息傳來，蔣介石灰頭土臉可想而知也。……最謔畫的是，在蔣介石死後，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約》的秘密文件，進一步出了蔣介石的東洋相。
《中日和約》簽訂之前，張群對日本代表談話，說：“在中日戰爭之前，我們竭力消弭戰禍，惜無所成。在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之後，我們但有悲哀警惕之懷，從未以戰勝國自居。”好個“從未以戰勝國自居”！如今戰敗國在《中日和約》上無異是一個戰勝國了，看到“中華民國外交部”這一密件（《〈中日和約〉簽訂後各國之反應》，1952年5月10日），怎不令人浩歎！
第五節擋不住的經濟起飛
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政治上高高在上，意猶未足，還想身兼各家。既然他本人上有所好，他的手下，自然也就高帽一頂頂送上來了。我們信手一抓，就可來上一大堆：照國民黨中常委穀正綱說，“蔣公是我國曆史上偉大的軍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1986年11月1日《青年日報》）；照國民黨駐美“大使”董顯光說，“我民族領袖蔣公介石，為近代最偉大之軍事、政治家”（《蔣總統傳》）；照國民黨國大代表蔣一安說，“蔣公發明力行哲學”，是“大哲學家”（《先總統蔣公哲學思想之研究》，第1頁）；照國民黨理論家林桂圃說，“蔣公是當代世界上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思想家”（《先總統蔣公政治思想之研究》，頁四八）；照國民黨教育廳長劉真說，“蔣公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先總統蔣公文教思想之研究》，第87頁）；照國民黨訓導專家洪同說，“蔣公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實行家”（《先總統蔣公文教思想之研究》，第71頁）；照國民黨新貴魏鏞及國民黨教授繆全吉說，“蔣中正先生……更是一位推動行政現代化的理論家與實踐者”（1986年10月29日《青年日報》）；照國民黨台北市議會長張建邦說，“蔣公是都市管理學家、未來學家”（1986年10月29日《新生報》）。此外，照修澤蘭說法，蔣介石無疑是藝術家；照蔣複璁說法，蔣介石無疑是書法家；照於斌說法，蔣介石無疑是宗教家；照金克和說法，蔣介石無疑是經濟學家……以上所列的種種家中，其實蔣介石隻能跟政治家、軍事家沾上邊而已，並且，他還夠不上是水準以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最不相稱的無疑是“經濟學家”那頂高帽，沒有跡象可以顯示他具有像樣的經濟學知識。然而台灣最足稱道的卻是60年代以後的經濟起飛，對蔣氏而言，可說是無心栽柳柳成蔭，因為蔣介石一門心思在“反共複國”，而非“經建台灣”。有意種的“反共複國”之花，早已成為明日黃花；無心栽的“經建之柳”，倒是處處成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