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是所有人都忙著站隊
1911年7月26日，武漢《大江報》刊登了一篇名為《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的時評。
這篇被人競相傳閱的文章在開篇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情勢，事事皆現死機，處處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為，然猶上下醉夢，不知死期將至。”
在那個腐爛與動蕩的年代，類似的“反動文章”俯拾皆是。之所以將這篇毫無史料價值，文筆稀鬆平常的單拎出來，是因為它記錄了一個可貴的現實—上下醉夢。
由於多年來文科教育的失敗，國人缺乏曆史的現場感，一談到辛亥革命，眼前就浮現出“烽煙滾滾血橫流”“城頭變幻大王旗”的畫麵，仿佛全體清朝人高度自覺，早就算好了10月10日改朝換代，隻待天朝崩潰，生旦淨末醜、神仙老虎狗，各色人等便一齊跳出來，打跑顢頇愚昧的皇帝。
這不符合曆史真實。
據《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觀察，1911年的中國是充滿了新氣象的。“（北京）到處都在鋪石子路，重要的宅邸都點上了電燈，街道也用電燈照明，電話通暢”，“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日趨豐富，這是不成問題的。無論走到哪裏，都會有財富增長的跡象映入眼簾”。
如果是拍電影，你可以說導演在欲揚先抑，渲染氣氛。但這一片大風起於青萍之末的波譎雲詭還真不是所謂的蠢蠢欲動、隱含殺氣。
在很多場合，中國人貌似是關心政治的。但憤怒、恐懼、痛苦、憎恨的情緒並不能打破晚清那種群體性麻木的常態，階層分化的複雜性和利益訴求的多樣性稀釋了對同一社會目標的持續關注。
1911年，地處山西平遙，有“彙通天下”之稱的晚清第一大票號“日升昌”由於時局維艱，存銀銳減，它考慮的是如何重組轉型為現代化的“銀行”。
1911年，後來成為民國最牛出版商的張元濟已經嚐到了出版教輔書的甜頭，原本隻有一間房子的商務印書館被一本名為《最新教科書》的教材推上了成功的天梯，他正在緊鑼密鼓地醞釀下一個出版計劃，迎接他波瀾壯闊的後半生。
1911年，灤州煤礦的負責人周學熙正和在庚子拳亂中被洋人騙走的開平煤礦打價格戰。作為一名官二代（其父周馥曾任兩廣總督），周學熙一不飆車二不把妹，而是將有限的生命獻給了同洋人作對這無盡的事業。三年時間裏，周學熙將英商打得皮開肉綻，元氣大傷。
1911年，昆曲票友穆藕初正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學習棉紡業。他有幸成為泰勒（現代管理學之父）那本管理學奠基之作《科學管理原理》的第一批讀者。這個年近40歲的留美學生數次拜訪泰勒，是唯一一個同這位管理學大師有過切磋的中國人。穆藕初學成歸國後，籌資創辦了上海德大紗廠，並後來居上，迅速崛起，短短五年時間一躍而成為同張謇、榮氏兄弟、周學熙並列的“棉紗四天王”。
在這個有著悠久投機傳統的古老國度，各懷鬼胎的清朝人對於“武昌起義”這樣一個若幹年後出現在曆史教科書裏的名詞並非熱情似火，因為大家還要忙著生存或忙著投機。
十幾年間，革命黨三天一暗殺，五天一暴動。吳樾敢在天子腳下炸出洋五大臣；徐錫麟打入敵人內部，搞死一個巡撫；溫生才直接攔轎手刃廣州將軍（廣東軍區司令）孚琦—你要不弄死個把總督，都不好意思讓人家報館上頭條。
虱多不癢。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很多人隻知道武漢出事了，卻沒料到有生之年竟能見證一個王朝的末日。
與此同時，一道冷峻的目光正投向洹（音同“環”）上村那深邃的夜空。
這是一處300畝大小的宅第，四周封閉，內院星羅棋布著四方形的建築。與傳統四合院不同的是，每棟建築均有五間房，落地門窗，裝有自來水，中西合璧。別具特色的同時，似乎也皮裏陽秋地預示了宅邸主人因性格深處的矛盾而導致的悲劇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