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控製自己, 號啕大哭起來。住院的這段日子, 我沒有哭過, 即便在他們朝我的脖子打針或拔除我頭上的鋼釘時都沒有。但現在, 我哭得停不下來。父親與母親也哭了。這種感覺, 就好像原先壓在我心上的重量, 全被一股腦兒拋掉了一樣。現在, 我覺得一切都沒問題了。就連看見弟弟胡沙爾, 我都很開心, 我正缺個能吵架的伴兒呢。“我們都很想你, 馬拉拉。” 我的弟弟們說, 但他們很快就把注意力轉移到那些泰迪熊和禮物上了。而當胡沙爾拿走我的筆記本電腦去玩遊戲時, 我跟他很快又吵了起來。
我被父母的麵貌嚇了一跳。他們從巴基斯坦長途飛行而來, 疲累全都寫在臉上, 但不止如此———他們看起來蒼老了許多, 白頭發多了很多。他們試圖遮掩, 但我看得出來他們也被我現在的樣子弄得心神不寧。在他們進門之前, 賈維德醫生就曾警告過他們: “馬拉拉的身體隻康複了一成, 我們還有九成的路要走。” 但他們不知道,我隻有半張臉會動, 我也無法微笑。我的左眼凸腫, 頭發被剃掉了一半; 而我的嘴歪向一側, 就好像有人把它往下拉一樣; 當我試圖微笑時, 看起來更像是在做鬼臉。這情況就好像我的大腦忘記了我還有左半張臉。我有一邊的耳朵仍然聽不見, 而我講出口的句子,簡單得就像我是一名剛開始咿呀學語的嬰兒一般。
我的父母被安置在大學宿舍, 和學生們住在一起。醫院的管理層認為我的家人住在醫院會比較辛苦, 因為記者會把他們團團圍住,院方希望在我現階段的複原關鍵期, 盡可能地保護我們。他們的行李極少, 隻有身上穿的衣服和西莎的母親索尼婭送給他們的。10 月9 日離開斯瓦特時, 他們並不知道此後將回不了家。父母回到宿舍的房間後, 像孩子般地大哭起來。
過去, 我一直都是個快樂的孩子。父親總是向人們炫耀我那“天使般的笑靨和天使般的笑聲”。而現在, 他對著我母親悲歎, “那張美麗對稱的臉, 那張明亮閃耀的臉, 沒了; 她也失去了她的笑靨和笑聲。塔利班多麼殘忍———他們奪走了她的笑容。” 他補充道,“你可以捐給別人雙眼或肺髒, 但恢複不了他們臉上曾經的笑容。”問題出在一條麵部神經上。當時, 醫生並不確定它究竟隻是受損, 會自行恢複, 還是已經被切斷。我安慰母親說, 就算我的臉左右不對稱,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一直以來, 我都很在意自己的外觀,在意自己的發型。但當你親眼見識過死亡, 世界在你眼中, 就完全不同了。“就算我沒有辦法正常微笑或眨眼,” 我告訴她, “我依舊是我, 馬拉拉。最重要的是, 真主已經賦予了我新的生命。” 但每次他們來探視我, 當我大笑或試圖微笑時, 母親的臉龐仍會如同被暗影侵襲般陰暗下去。這就像是一麵相反的鏡子———當我臉上出現笑容時, 母親的臉上就會出現悲傷。
父親會直視著母親的臉龐, 母親的眼裏藏著一個大大的困惑:為什麼馬拉拉會變成這樣? 這個由她帶進這個世界的女孩, 這個曾笑了十五年的女孩。
一天, 我的父親問母親: “托·貝凱, 你老實跟我說, 發生了這種事情, 你怎麼想———是我的錯嗎?”
“不, 卡什塔,” 母親回答, “你沒有要馬拉拉去外麵行竊、殘殺或犯罪。她從事的是一項高尚的事業。”
即便如此, 父親依舊擔心, 在未來, 我的每一個微笑都將提醒我們槍擊案的存在。這不是唯一一件他們覺得我“變了” 的事情。
過去, 在斯瓦特, 我是個非常脆弱而敏感的孩子, 哪怕是最細微的事情都能惹得我一陣哭泣。但在伯明翰的醫院裏, 經曆再極端的痛苦, 我都不會抱怨一句。
院方拒絕了其他訪客的探望, 縱使探視請求如洪水般襲來。醫院希望我能在不被幹擾的情況下, 集中精力盡快康複。父母抵達醫院四天之後, 三位曾聯手幫助過我的政治家來到醫院———巴基斯坦內政部長拉赫曼·馬利克, 英國外交部長威廉·黑格, 以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外交部部長謝卡·阿卜杜拉·本·紮耶德。院方拒絕了他們探望的請求, 改由醫生向他們簡單報告我的現況, 同時與我的父親會麵。部長們的來訪讓父親心情沉重, 因為拉赫曼·馬利克對他說: “告訴馬拉拉, 她應該對全國人民微笑致意。” 部長並不知道,在所有事情裏麵, 那是我唯一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