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住了命的張愛玲，對曾經深愛的父親，卻隻剩下了恨。她感到自己的愛，被這個把她毒打、禁足的人深深地背叛了。她積蓄著力量，等待著去實施她的計劃。離開這裏是這一時期張愛玲所有的期望。
終於有一天，張愛玲從何幹口中得知了大門口兩個巡警的換班時間，是在晚上。張愛玲一遍一遍地想好走出去的路，久久死沉的心竟有了新的激跳。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張愛玲拿出望遠鏡看屋外，此時黑路上沒有路人，巡警正在換班。張愛玲摸著牆一步步靠近鐵門，捏住門把時，內心無比地堅定。她開了門，閃身出去，比任何時候都要靈活。她大步跨著，她的前方就是自由。這一刻，是她的時刻！
“當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沒有風，隻是陰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燈下隻看見一片寒灰，但是多麼可親的世界啊！我在街沿急急走著，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遠的地方和一個黃包車夫講起價錢來了——我真高興我還沒忘了怎樣還價。是發了瘋呀！隨時可以重新被抓進去。事過境遷，方才覺得那驚險中的滑稽。”（摘自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張愛玲.《流言》）
不知道這樣的殘酷是毀了張愛玲還是造就了張愛玲。不過，逃到母親家的張愛玲解脫了最大的桎梏，自由的手筆便要畫寫出驚人的美豔。
去香港
張愛玲的作品從來都是娓娓道來，耐心感受便明白，它們都源於她的生活。那一些小小的事，淡淡的心情，都是構造她作品的一勾一畫。每一抹憂傷都是她曾經的傷，悠悠蕩蕩，隻等你在她字裏行間尋摸。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之間中國大陸動蕩不已，同樣顛簸不斷的還有張愛玲的生活，她很多的觀點和感受也是在這一時期有些凝聚。
離開父親家的張愛玲一個猛子紮進了新的生活。這讓她如獲新生，所有的壓抑，風般飄逝。可那麼弱小的肩膀要怎麼扛起這個拙鈍的生活？常年缺失的母愛，在最為孤立的時刻出現，什麼也不能阻止她去抱個滿懷。有了母親的生活，讓她再次找回了家庭的溫暖，她畢竟算是有依靠的孩子了。
張愛玲在歸屬感的港灣裏，開始舔舐自己的傷口。首當其衝的當然是父親。對於父親，她更多的便是恨了。不然張愛玲怎麼會在父親每天都看的《大美晚報》上，用英文發表題目是《Whatalife，whatagirl’slife》的文章，講述她被軟禁虐待的經過。她還略去了父親給她打針的細節。六年後，即是一九四四年，張愛玲已經成為當時上海紅極一時的女作家，她又在《天地》月號第十期發表《私語》，把這件事又細說了一遍。
張愛玲的父親看了很是憤怒，但是，文章已經發表，於事無補了。想想自己的妻子和女兒相繼都離開了自己，在憤怒的同時，更多的，恐怕還是傷感罷了。
張愛玲離開不久，何幹還將張愛玲小時候的小玩具偷偷地帶出家，拿給張愛玲。後來，張愛玲的後母將張愛玲的逃走遷怒於何幹。何幹被張愛玲的父親大罵了一頓，也離開了家，回到了養老院。張愛玲的物品被後母分發了出去，他們隻當是她死了。從此，這個家，成為了別人的家，呼地就像從來沒有來過。
張愛玲的母親是那個年代的佼佼者。她從小就受富貴家庭的高等教育，20年代出國留洋，善於交際，舉止優雅，相貌端莊。張愛玲小的時候看見母親的穿著就非常羨慕：“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上別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摘自安徽文藝出版社.《張愛玲文集》）母親回國時，時常會給張愛玲講國外的事情，張愛玲總是聽得異常認真。想必那藍天下的紅房子在張愛玲心中無數次地浮現。母親瀟灑的生活方式恐怕是張愛玲在潛移默化的學習方向。
撲入母親懷抱的張愛玲，迫不及待地要以她想象的溫馨和諧的母女相處方式，去和母親相處。想和母親說說笑笑，嘮叨嘮叨。可是母親那時候可能心境不怎麼平和，沒有精神接張愛玲的話茬。很多時候隻是張愛玲在一旁自說自話。這樣的事情在敏感的張愛玲心裏，無疑是根紮入心底的尖銳銀針。看不見傷痕，卻異常地刺痛。張愛玲對自說自話便是有了禁忌。
張愛玲雖然在文藝方麵是有得天獨厚的天才，在生活上卻是白癡得很。她自己在散文《天才夢》中便是提到過：“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發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嚐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裏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裏，我等於一個廢物。”（摘自安徽文藝出版社.《張愛玲文集》）
這樣的張愛玲和這樣的母親在一起生活，難免會有一些矛盾。十分在乎母親對自己看法的張愛玲很是受挫。“在學校裏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暌隔多年的女兒研究了‘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摘自安徽文藝出版社.《張愛玲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