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醫的誕生開創了醫學儒化的發展路線，醫學被儒化後也推動了宋以後中醫藥學的發展，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
總的來說，宋代儒醫對後世中醫發展的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以儒家的倫理道德觀來規範醫德醫風，使醫生的醫德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
儒學的核心內容是倫理道德觀，“仁”是其核心思想，濟世利天下為其最高理想，忠孝為其最高道德規範。儒醫們把儒家的倫理道德作為自己行醫的指導思想，以盡忠盡孝、濟世利人為行醫的出發點，沒有牟取暴利的私欲，把仁愛救人的醫學事業作為實現自身理想的手段。儒醫們對病人總是體貼入微，視如己病，大多數的儒醫如許叔微等人，為人治病不收取任何報酬，另有一些醫家不但不收取報酬，甚至還施藥給病人。
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儒醫們醫德高尚，對整個醫藥界的倫理道德都具有一定的規範作用。
第二，儒士們都有著較高的文化修養，他們投身到醫藥領域當中，為醫學的發展和進步注入了一股新鮮的力量。儒士比一般的醫工醫匠文化水平和素質有很大的提高，使得整個醫學隊伍的人員結構發生了變化，提高了醫學的社會地位，對醫學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第三，宋代儒醫的產生對於醫理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王朝重視文治與醫藥，給宋代儒士帶來了較高的社會待遇，提供了相對寬裕的經濟生活條件，所以儒醫們也就有可能發揮學術優勢，有機會在醫理的探尋上下功夫。
由於儒醫們有著習儒的根底，所以他們能比其他人更準確地理解和領會醫學的真諦，也能更好地繼承和發揚前人傳承下來的醫學知識，使宋代的醫學知識體係更加完善。
第四，儒醫對古醫籍進行搜集和整理，並競相著書，推動了醫學書籍的發展，促進了醫學知識更好的傳承。
著書立說本為儒家的根基，對於儒士們來說這可是當仁不讓的。而當儒士們加入到了醫學隊伍當中，也勢必影響到他們開始對醫學知識競相著書立說。由於他們的儒學修養較深，所以最終取得的成就往往又大大高於一般的醫家，也為後人留下了寶貴而豐富的醫學遺產。
而在儒士加入到醫生隊伍中以前，有很多醫生把醫術看作是私人的財產，秘不外傳。如唐代孫思邈就曾感歎“江南諸師秘仲景方而不傳”，張仲景被稱為中醫界的醫聖，他的方子被稱為經方，在孫思邈那個年代，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並不能像現代社會到書店就可以買到，隻有很少的人能夠擁有這樣一部經典醫籍的手抄本，於是便視為珍寶，秘而不傳，所以孫思邈也是直到晚年才得以見到張仲景 《傷寒雜病論》的手抄本。
儒醫們在仁愛救人、濟世利天下的思想推動下，開始大量編撰整理和刊行醫學書籍，總結和交流醫療經驗，使得醫學知識廣為流傳，為中醫學經驗的積累提供了條件，對中醫學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如陸遊就曾以實例來說明人的稟賦不同，用藥劑量當有所別，以及常服食補藥的危害，給人的印象極為深刻。還有很多儒醫把自己臨證的經驗體會、讀書心得等以散文形式、歌賦形式編撰成書，流傳後世。受這種影響，後世產生了四部著名的歌賦，即明代龔延賢的《藥性歌括四百味》、明代李時珍的《瀕湖脈學》、清代汪昂的《湯頭歌訣》和陳修園的 《醫學三字經》，又被後世稱為中醫的“四小經典”。
第五，受儒學“孝”“恕”倫理觀的影響，形成了中醫學特有的思維方式和發展方向。
正如《孝經》所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古代社會的人們不僅要保全父母及自己的身體，還不能傷害和損毀他人的身體。而解剖學作為直接損毀他人軀體的行為，是儒家倫理觀所不容的，為法律所禁止，這也就阻礙了解剖學在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同時決定了中醫學不同於西方醫學的發展方向，也是中西醫不同的根源之一。
宋代儒醫在以儒學精神治醫的實踐中，不僅發展了中醫學理論，提高了醫德境界，而且創造了豐富燦爛的中醫學文化，成為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