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聖人。”
“要是舜去浚井，從此就不出來，豈不成了井中之泥？要是他去塗抹廩倉之牆，就此在牆上不下來，豈不成了牆上的灰？這樣，他怎麼能澤被天下，法施於後世呢？俗話說得好，‘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這話雖簡單，卻說出了大道理啊！”
李世民還是下不了決心，最後還讓巫師來占卜一下，看看發動政變能不能得利。
他的幕僚張公謹正從外麵進入帳中，看見巫師在為秦王用龜甲占卜，不問情由，上前一把抓起龜甲，把它扔在地下，說：
“占卜是為了解決猶疑，現在事已容不得猶疑，還占卜個什麼勁兒！要是占卜的結果說是不吉利，難道大王就能不舉事而解決問題了嗎？"
這才總算為秦王李世民下定了殺戮建成、元吉的決心。
李世民下定決心後，即又派長孫無忌去敦請房玄齡等進府，房玄齡等不無諷刺意味地回答說：
“臣下不聽從皇上的敕令，而去侍奉秦王，我要是去私下拜謁秦王，豈不必然坐死？真是不敢奉教！”
長孫無忌碰了一鼻子灰回到秦王府，一彙報，這下李世民倒急了，勃然大怒，對尉遲敬德說：
“玄齡、如晦豈敢反叛於我！”
說著說著，已把身上的佩刀解了下來，一麵遞給尉遲敬德，一麵說：
“吾公速往觀之，要是他們真已無意來侍奉我，協助我，吾公可當場斬了他們，把首級送到這裏來！”
尉遲敬德接過秦王身佩的寶刀，與長孫無忌再次去尋他們，長孫無忌又一再好言相勸，並明白告訴他們：
“這回秦王可是真的下定決心了，公等宜速速入府，共謀大業，而我們四個人而今更不能一同入府了，還得改穿道袍，敬德公看來還得先走一步，繞個圈子，乘人不備才入府。”
於是長孫、房、杜、尉遲四人，再次喬裝改扮了，一個一個地集合到了秦王府。
己未日，太白金星再次經天，傅奕這位深諳天文的人看到後，即向皇上啟奏：
“臣見太白金星現於秦分，秦王應當擁有天下啊！”
高祖李淵即把傅奕的啟狀授予李世民。
這時李世民幹脆地把建成、元吉如何一再陷害於他，一五一十，原原本本都密奏給了父皇，心中鬱悶了如此長久的塊壘為之一吐。還對父皇說：
“兒臣對這兩位哥哥、弟弟可謂仁至義盡，從沒有一絲一毫虧待他們的地方，而今天他倆想要殺兒臣，好像是要為王世充、竇建德等輩報仇似的。兒臣今天要是冤枉而死了，永違君親還不說，魂歸地下，還真恥於去見王世充、竇建德他們啊！”
皇上這才有所清醒，驚愕萬狀。但回答秦王的還隻是：
“明天朕一定好好地去訓斥他倆。今後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你該及早告訴朕。”
到了庚申日，秦王李世民親率長孫無忌等人入宮，埋伏精兵於玄武門。
張婕妤偷聽到了李世民密表奏聞太子等醜事的消息，馬上派人去報知了太子。太子知有變，又馬上與齊王元吉商量，元吉說：
“應該收勒宮府之兵，托病不去上朝，以靜觀形勢之發展。”
建成回答說：
“現在我們兵備已嚴密，應該一同入宮參政，並親自去詢問一下消息。”
齊王元吉聽從了太子建成的意見，於是一同進宮，直往玄武門方向走去。
此時高祖李淵已把裴寂、蕭瑀、陳叔達等人召進了宮，目的就是想要阻止兄弟殘殺之事。
當建成、元吉兄弟走到臨湖殿的時候，覺得不對頭，馬上想調轉頭返回他們的宮府去。正在調轉馬頭之時，隻聽得李世民高呼一聲，元吉馬上又反身張弓，想射向李世民，可是這時他的手不知怎麼顫抖起來，箭尾怎麼也勾不住弓弦，連勾了3次也勾不上，而就在這時，李世民穩穩地張弓，一箭即把太子建成給射死了。
這時候尉遲敬德帶領的70名精騎也已趕到了，他們左右包抄上去，圍向元吉，箭從多方向他射去，把他從馬上射了下來，他隻好步行向林中逃竄。
而此時李世民的馬正好亦奔進樹林中，不巧被老樹的枯枝蔓叉給掛住了，李世民被摔了出去，一時竟爬不起來。
偏巧被元吉看見了，他三步並兩步地衝到李世民跟前，首先把他的弓給奪了，然後想一把扼住他的咽喉。
這千鈞一發的全過程正好被尉遲敬德看得一清二楚，他躍馬上前，大喝一聲，嚇得元吉沒能扼住咽喉，放了李世民就逃。
尉遲敬德穩穩地張起弓，一箭射出，正中其背，元吉“啊”的一聲，即應聲倒地，一命嗚呼了。
太子翊衛車騎將軍馮立聽到建成遇害的消息，不勝感慨地說：“哪有受了人再生的恩惠而人一死就逃難呢？！”於是和護軍薛萬徹、帳內府左車騎謝叔方率領東宮、齊府2000精兵直馳玄武門，秦府驍將張公瑾憑他一人之力將宮門緊閉，馮立等進不去。這時駐玄武門掌握宿衛的六麾將軍敬君弘和中郎將呂世衡挺身出戰，被馮立等殺死。守門兵與薛萬徹等戰鬥多時，萬徹等大呼進攻秦府，世民所屬將士十分恐慌，尉遲敬德拿出建成、元吉的頭顱示眾，東宮、齊府的士兵鬥誌終於瓦解。薛萬徹帶幾十騎兵逃入終南山，馮立殺了敬君弘，對他的部下說：“也算稍為替太子報了一點仇了。”於是，將部隊解散逃到長安遠郊去了。
李淵一早就在太極宮中海池泛舟，他故作悠閑地選擇這樣一個非正式的辦事地方想借此來緩和一下緊張氣氛，以便化解世民與建成、元吉的矛盾。世民命尉遲敬德進宮宿衛，其實就是將李淵軟禁。敬德戴甲執矛來到李淵跟前，李淵一下子明白了，禦前執刀，就是死罪，現尉遲敬德居然敢全副武裝來見他，事情當非同尋常。他非常震驚，但仍鎮靜沉著，厲聲問道：“今日作亂的是誰？你來幹什麼？”敬德回答說：“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發動軍隊將他們殺了，擔心驚動陛下，特派我來宿衛。”李淵無可奈何對裴寂等說：“沒想到今天竟見到這種事，該怎麼辦呢？”裴寂沉默不語，蕭瑀、陳叔達則趁機說：“秦王功蓋天下，全國人士心服，陛下若立他為太子，把國事交給他處理，就不會有事了。”李淵不得已隻有同意，還違心地說：“好，我早有此心。”當時宿衛部隊和秦府士兵與東宮、齊府的戰鬥還沒結束，敬德請李淵親下手令，讓所有部隊均由秦王處置，大家這才安定下來。世民下令將建成與元吉的兒子共10人全部處死。當天，以李淵名義下詔，赦免天下，建成、元吉黨羽一律不予追究，國家大事全由秦王李世民處理，六月七日，正式立世民為皇太子，世民取得完全勝利。
這場由李世民發動的軍事政變，就道德觀念而言，無論新舊，都是不義的，舊史載世民將自己的行為說成是“周公誅管、蔡”，不過是掩耳盜鈴罷了。周公殺兄放弟，是他們確實叛亂，而建成、元吉的謀反，是世民的栽贓，與周公殺兄放弟是完全不同的。周公隻誅首惡更不及子嗣，而世民對兄弟及其子嗣統統斬盡殺絕，還將元吉的妃子據為己有，顯然，李世民的行為與周公誅管、蔡根本是兩回事，相類也隻是形式。世民在內心似乎也感不安，有愧父皇及兄弟，四個月後，又追封建成、元吉，以禮改葬，還哭之甚哀，當然這是演戲。不過對曆史人物的評價，也不當單純從道德著眼，主要還是要看他給國家、民族帶來的是災難還是福利，對社會的發展是阻礙還是促進。就奪嫡而言，李世民和楊廣的做法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而人們對二人的評價卻完全兩樣，正在於楊廣掌權後把人民推向了苦難的深淵，阻礙了社會的前進，李世民則在掌權以後，關心人民疾苦，推動了社會前進。
建成被殺後，魏征事明王的理想再次破滅，他不勝遺憾，但內心坦然。“事君以忠”，盡了自己的力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作為一名僚屬，他做了自己該做的、能做的事，而他無法左右局勢。他預感到未來對他或許不妙，雖說有赦令不問黨羽，但執行起來如何，誰又能保證呢？他既鎮靜而又焦急地等待著。
玄武門之變後，皇太子李世民首先把魏征召來，一見麵就劈頭責問：“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當時在場的文武大臣，以為世民宿怨未釋，要報複魏征，不禁為他的安危擔憂。可是，魏征舉止自若，不卑不亢地回答：“先太子早從征言，必無今日之禍。”這話不避鋒芒，實打實說，世民聽他講完之後，不僅沒有再加斥責，反而“器其直”，又“素重其才”，遂“改客禮之”，當即任命他為太子詹事主簿，後又拜諫議大夫，封臣鹿縣男。諫議大夫秩正五品，雖然並不掌握實權，但卻是唐朝中樞機關———中書、門下兩省的最重要的諫官。貞觀年間，“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得聞政事，有所開說，太宗必虛己納之”。魏征拜此官後，已經得予聞政事，也取得了發言資格，後來他與王珪俱由此職升任宰相。
幾天以前，還是壁壘分明、針鋒相對的仇敵，頃刻間又化為盟友，這一從敵到友的猝變，並非史家們杜撰的戲劇情節，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多方麵的曆史原因。就李世民和魏征自身而言，也有促成這一轉化的諸多主觀因素。主要是：
第一，當時政局發展的客觀要求。
六月四月，李世民先發製人，一舉射殺了建成和元吉。然而他們多年經營的宮府集團勢力，卻不可能在一個早上化為烏有，其黨羽和武裝力量逃散到長安周圍，潛伏起來，李建成在山東的親信幽州部督廬江王李瑗和左詡衛大將軍領天節將軍鎮守涇州的羅藝都握有重兵，蠢蠢欲動。宮府集團中的許多謀士，如魏征、王珪、韋挺等人，都是頗有威望和政治影響的有識之士。對於宮府集團的殘餘勢力，李世民最初是進行殘酷鎮壓的，建成的5個兒子、元吉的5個兒子，都被株連屠殺，絕其屬籍。世民的僚屬還紛紛要求將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皆盡誅殺，並籍沒其家。這時曾在玄武門之變中立了首功的尉遲敬德頭腦卻最為清醒，他勸諫說：“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他極力反對采取高壓政策，這是頗有見地的。
李世民采納了敬德的主張，以李淵的名義“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同”。可是，一些地方並沒有真正貫徹這一政策，宮府集團黨羽雖有赦令，“猶不自安”。為了穩定政局，當務之急在於穩定人心，那麼重用魏征等政治影響頗大的東宮臣佐，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魏征當時也正確地分析了這種形勢和李世民可能采取的明智態度。因此在他人為其擔心的險情下，他卻泰然自若。李世民和魏征雖然所處地位不同，著眼點不同，但是在對時局的認識上，基本觀點卻不謀而合。各自的舉止，如一開始相見時的斥問與申辯，後來的器重和知恩，都是基於這一共同認識的生動表現。他們二人均堪稱深識時務的俊傑。
第二，政治思想的一致性。
玄武門之變是世民和建成、元吉的權力之爭的產物，而不是其政見的不同結果。雖然身處兩個敵對的營壘，李世民和魏征各自對對方也是很了解的。
魏征承認，作為一國君主，作為一個政治家，世民是強於建成的。他曾對建成說過的“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因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正是這種認識的自然流露。李世民的英武果決、雄心勃發、年輕有為以及虛心納諫、用人不疑等不凡的氣度與品格，早已為魏征所敬佩。如果當時允許選賢、立賢的話，他會毫不猶豫地讚成世民。隻不過那時建成太子地位已經確立，魏征又被任命為太子臣佐，他不可能越出封建秩序的樊籬罷了。這時，李世民消滅了他的政敵，準備南麵稱孤、大展宏圖，正與魏征建功立業、治國安邦的政治抱負不謀而合。
李世民對魏征的政見和抱負、品格和才幹，也早有了解，此人閱曆豐富、才識過人、性格耿直而又忠於職守，堪稱匡輔社稷的理想人選，因“素重其才”而“改容禮之”。這便是從敵到友猝變背後深厚的政治基礎。可以說，李世民和魏征的攜手，是唐初兩位傑出政治家實現其政治抱負的必然歸宿。
第三，理想追求的共同點。
即將繼位的李世民雄心勃勃，他要勵精圖治，開創一代盛世，為李唐王朝的千秋大業奠定基礎。魏征對李世民的這一心理狀態了如指掌。而且李世民所期望展現的藍圖，也正是魏征夢寐以求的理想目標。他雖然從青年時代就屬意“縱橫之說”，懷抱治國平天下的遠大理想，但遭逢亂世，半生蹉跎，未能找到施展政治才能的天地。這時，他感到自己半生苦苦期盼的“明君”“英主”，已經出現在眼前，他與李世民在事業追求上的一致性，將會使他在大唐政治舞台大顯身手，怎能不由衷地感佩世民的恩遇呢？這共同的理想追求，是從敵到友猝變的內在因素。嚴格地說，魏征作為一位真正政治家的生涯，是從玄武門事件之後開始的。
第四，傑出政治家的氣魄和度量。
實現這一由敵到友的猝變，還在於李世民和魏征兩人都有傑出政治家的氣魄和度量。他們為了治國安民的千秋功業，不計恩怨，不避前嫌，很快重新組合到同一陣線之內，這對於開創“貞觀之治”的嶄新局麵，顯然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李世民是勝利者，在這一轉化中，處於主導地位，他後來說；“魏征往者實我所仇，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慚古烈？”表現了棄怨用才的帝王氣度。魏征也以事業為重，拋開狹隘的個人恩怨，盡心竭力協助李世民共創大業。因此，太宗後來曾經不無欣喜地對魏征說：“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於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者乎？”當時，如果他們之中任何一方不以大局為重，也就不會有李魏君臣攜契治貞觀的佳話流傳於世了。
李世民以同魏征捐棄前嫌為契機，進而召回了流放於外的原東宮僚屬王珪、韋挺，並授予諫議大夫的官職，起用了逃亡歸來的薛萬徹、馮立、謝叔方等驍將，這一切，均對流血事件之後迅速穩定政局，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魏征，有膽，敢言他人所不敢言，而且不達目的不罷休，開創了中國曆史上君﹃畏﹄臣之先例，樹立了曆代君臣關係的典範。唐太宗有魏征，從而成就天下盛世——貞觀之治！
魏征為李世民做的第一件事，就具有重要的現實性和巨大的戰略性。魏征歸附李世民後，即從戰略的高度分析和總結了全國的形勢，然後找出了急需解決的主要矛盾———穩定政治局麵，維護國家的安定團結。這正是李世民奪取政權後最關心的問題，自然魏征的建議引起了他高度的關注和重視。於是，李世民連忙問魏征：“要穩定全國的政局，第一步該如何著手？”魏征答道：“首先要設法使山東地區安定下來，這是當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務。”李世民聽罷，不禁暗喜：“魏征真是個有頭腦的人，他所講的跟我長期思考的結論竟然不謀而合！”李世民於是對魏征的策劃相當器重，因為魏征的第一個建議就抓到了要害，抓到了根本，為什麼這麼說呢？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國內的形勢並不很好，經濟凋敝，生產衰敗的現象正籠罩著全國。隋朝在興盛時期的控製戶數曾達到900萬左右，經過大規模的隋末戰亂之後，到了唐武德末年，隻剩下不到300萬戶了。其次，政局也十分不平穩，建成、元吉的餘黨還散布在各地，其中包括了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高級官員。在玄武門政變後的數月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