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布爾迪厄：左拉、薩特在世紀末的傳人
正當人們為80年代法國知識界巨星隕落而歎息，為知識分子是否“終結”而爭論的時候，一顆新星冉冉升起，接過了左拉和薩特的良知大旗，活躍在法國乃至全世界的社會舞台上，成為世紀末法國知識界一道亮麗的風景。這顆新星就是著名社會學家、法蘭西學院社會學講席教授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布爾迪厄於1930年出生於法國西南部比利牛斯-大西洋省貝亞恩地區（Béarn）當甘（Denguin）城的一個普通公務員家庭，祖上是農民，他自己早年生活的地區也屬於農村。因此布爾迪厄在一些場合或著作中也自稱農民的後代。這並不是一種單純的表白或者說故作姿態，它反映了布爾迪厄對社會中每一群體平等關注的態度，不論他們是國家精英還是平頭百姓，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布爾迪厄試圖了解的社會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接下來我們就將看到，布爾迪厄最初的經驗研究就是從對農民和農村的考察開始的。在其後來的名著《實踐與反思》中，布爾迪厄認為，正是在這個城裏人經常稱為“落後”的偏僻小村莊中的生活，使他很容易理解農民的生活和心態，對他以後的研究大有幫助。【30】
1951年，布爾迪厄考入著名的巴黎高師研修哲學，1954年畢業通過教師證書會考，成為一名哲學教師。布爾迪厄在高師的入學時間比福柯晚3年，與著名曆史學家艾曼紐埃爾·勒華拉杜裏同級。當時的法國知識界正是“左傾化”的時代，戰後左翼知識分子的“輝煌的30年”剛剛啟幕不久，而巴黎高師正是左派知識分子的重鎮，親蘇親法共是青年學生的政治時尚，許多學生加入了法共。但布爾迪厄體現出了其終生堅持的獨立思考精神，和後來成為著名哲學家的德裏達等人站在了批判斯大林主義的一邊。與此同時，布爾迪厄係統研讀了馬克思的著作，尤其對馬克思早年的思想大為欣賞。作為社會學大家的馬克思，後來成為布爾迪厄理論體係的來源之一。
從巴黎高師畢業之後，布爾迪厄前往外省的中學任教。幾乎與此同時，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布爾迪厄應征入伍，並留在那裏，擔任了阿爾及爾大學文學院的講師。這在當時是一種極需要勇氣的行動。苦難的現實迫使布爾迪厄暫時放下了哲學的思辨，關注殖民地社會的具體狀況。在戰火中，他從一名未來的哲學家轉變為一名關注現實的社會學家。1958年，布爾迪厄出版了學術生涯的第一部著作《阿爾及利亞社會學》（Sociol-ogie de Algérie）【31】，對阿爾及利亞的原住民進行了經驗研究。在布爾迪厄看來，盡管薩特等知識分子挺身而出，為阿爾及利亞人民說話，但是對於生活在苦難中的阿爾及利亞人民來說，這些知識分子行動時所倡導的那種理念，是烏托邦式的。不僅對阿爾及利亞民眾生活狀況的切實改善沒有幫助，而且很可能還是有害的。要從根本上解決殖民地和宗主國的衝突，必須幫助殖民地民眾建立本土文明自身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首先要了解本土文明的原生態狀況。因此布爾迪厄選取了當地的卡比爾人作為考察對象，係統地探討他們的社會組織及其運行狀況，並在研究中對法國殖民者的罪惡進行了譴責。盡管布爾迪厄於1960年回國，但是他對阿爾及利亞民眾的關懷一直沒有減弱，1963年，布爾迪厄出版了《阿爾及利亞的勞動和勞動者》（TraVaiLeTTraVailleurs eNALgér ie）【32】，探討阿爾及利亞農村勞動力遷移及其帶來的問題。1964年，出版了《背井離鄉——阿爾及利亞傳統農業的危機》（Le déracinement，le crise de l'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NAlgérie）【33】，在開展社會學經驗研究的同時，揭露法國軍隊大規模遷移當地人口的暴力行徑。在阿爾及利亞的這些實地研究，為布爾迪厄成為一名社會學大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成為其重要的學術靈感來源。
1964年是布爾迪厄在巴黎定居和工作的起點，他進入高等實踐研究院（即現在的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成為最年輕的研究指導教授。作為一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對社會不平等問題十分關注，體現出作為一名出色的社會學家的深刻洞察力。1966年，他發表了《熱愛藝術：歐洲的藝術博物館及其公眾》（L'Amour de l'art：les musées d'arTEuro péens eTleur p ublic）【34】，揭示出社會階層與文化趣味的密切關係，後來深刻影響了法國政府的文化決策，出台了各種公眾文化措施以彌補在藝術享受中存在的不平等現象。
不過，為布爾迪厄贏得決定性聲譽的是他對高等教育的研究。60年代，正是西方國家高等教育迅速發展的時代，隨著大學和學生數量的空前增加，西方社會普遍存在著一種樂觀情緒，認為隨著教育的民主化，整個社會將會日益趨向平等。布爾迪厄和另一位社會學家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合作，於1964年和1970年先後出版了《繼承人》（Les héritiers）【35】和《再生產》（LAréproduction）【36】兩本著作。在《繼承人》中，他們通過大量係統詳盡的調查，用圖表等直觀的方式，從大學生的年齡大小、性別差異、中學學業、經濟來源、居住情況、課餘生活、研究興趣、學習態度、政治傾向、宗教信仰、交往程度、藝術欣賞、學習成績、語言水平、習慣愛好等各個層麵，全方位地剖析了社會出身的影響之深、之廣。然而，作者並沒有停留在對表麵現實揭露之上，而是步步深入，在《再生產》中，把人們往往熟視無睹或有時有意掩蓋的現象上升到理論深度。布爾迪厄和帕斯隆指出，學校製度表麵上實現著技術性的交流功能，但這隻是一方麵，學校製度同時還在另一方麵實現著社會的保存功能和思想方麵的合法化功能，即保存固有的社會結構並使之在思想上被人們接受。兩位作者犀利地指出，當代教育傳授的能力，隻是統治階級灌輸的文化，而這種教育所提供的信息和培養也隻能被特權人物完全接受，弱勢個體或群體根本做不到這一點。所以弱勢個體或群體總是處於一種十分被動不利的境地，而且社會地位越低，這一情況越嚴重。考試的作用，是將容易引起非議的社會等級轉化為易於接受的學校等級。教育係統相對的自主性和獨立性，掩蓋了自身的其他功能，其本質是表麵平等下掩蓋的不平等，並將這種不平等不斷生產得以延續。
布爾迪厄對高等教育不平等現象的揭示，不僅為他帶來了廣泛的學術聲譽，而且也產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繼承人》成為1968年“五月風暴”中學生的重要理論依據之一。雷蒙·阿隆在《回憶錄》中，將此書稱為造反學生的《聖經》【37】。此後，布爾迪厄開始躋身於一流社會學家之列。
布爾迪厄著述甚豐，已出版的超過300種，其名著《區隔》（La Distinction）【38】被國際社會學會評為20世紀10部最重要的社會學著作之一。由於布爾迪厄在學術上取得的卓越成就，1981年，他入選法國學術最高殿堂法蘭西學院，執掌社會學教席，達到了其學術生涯的巔峰。在國際學術界，布爾迪厄也享有廣泛聲譽，獲得的獎項不勝枚舉。最後一枚由英國皇家學院於2000年頒發給他的赫胥黎獎章（Huxley Medal），代表著國際人類學界的最高榮譽。
當布爾迪厄於2002年元月去世的時候，法國各大報紙——《世界報》、《解放報》、《費加羅報》、《人道報》都用了大量篇幅紀念這位傑出的學者兼公共知識分子。哈貝馬斯、德裏達、圖雷納等同時代的大學者都從不同角度肯定了布爾迪厄的建樹。法國總統、總理也都分別為法國知識界的這一巨大損失表達了深切的悲痛之情。蓬皮杜藝術中心專門為布爾迪厄舉辦了紀念展覽，國際學界刊物紛紛出版專刊紀念這位傑出學者的理論貢獻。布爾迪厄長於實證經驗研究，又有深刻係統的理論建樹，是一位關懷真切的社會學大家。
作為20世紀末法國影響最大的公共知識分子，布爾迪厄對知識分子理論有著深入的思考。隨著自身反思社會學體係的逐漸完備，隨著自身對社會政治活動的“介入”日益深入，布爾迪厄逐漸創立了獨具特色的知識分子觀。
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知識分子自己，經常會不假思索地認為，知識分子生活的世界應該是一個“純潔”的世界，是與任何權力鬥爭無關、真理通過知識的論辯驅逐了各種錯誤意見的“理想國”。知識分子群體，正如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曼海姆所言，是一個不依附於任何階級、“自由飄浮”的群體。【39】而布爾迪厄犀利地指出，這是一種對知識界和學術界無意識的神聖化【40】，知識分子生活的世界，是一個“文化場域”，這個世界絕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純粹和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