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間，法國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對紅色蘇聯的熱情急劇減退，對“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斯大林主義深惡痛絕。由此，一大批知識分子黨員脫離了法國共產黨。與此同時，更多的作為“黨的同路人”的知識分子亦與法共分道揚鑣（當然，其具體情況因人而異：一些人斷然與法共決裂，另一些人則是逐漸地與法共拉大了距離）。而且，人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二戰結束以來大批知識分子積極充當共產黨的“同路人”的現象至此已基本上畫上了句號。
“匈牙利事件”也導致了法國戰後左翼知識分子的領袖薩特與法共和蘇聯的“蜜月”的結束。1956年10月24日，蘇軍進入匈牙利，11月9日，在前些年與法共和蘇聯的關係頗為密切、甚至曾考慮過是否加入法共的薩特接受了《快報》周刊（L'Express）記者的采訪。薩特在采訪中，毫不顧忌自己近年來與法共和蘇聯的良好關係，毅然決然地譴責蘇聯行動是對匈牙利的侵略。他說：“我完全地、毫無保留地譴責蘇聯的入侵行為。我並不認為俄國人民應該為此負責，我重申，是蘇聯現政府犯下了罪行。蘇聯領導層中的宗派鬥爭，將權力交給了一個集團（“冷酷”的軍人，原來的斯大林分子）。他們在揭露了斯大林之後，卻在今天超過了斯大林。曆史上的所有罪惡都被遺忘了；我們已經遺忘了自己國家的罪惡，其他國家也將逐漸遺忘自身的罪惡。如果有一天蘇聯政府發生了變換，如果新政府在社會主義國家和非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中試圖真正奉行平等的原則，蘇聯的罪惡也可能被忘記。但是，就現在而言，我們除了譴責蘇聯政府，別無選擇。對於那些沒有揭露（或者無法揭露）發生在匈牙利的屠殺事件的蘇聯作家朋友，我非常遺憾地，但是完全堅決地斷絕與他們的關係，我們不能再為了維護蘇聯官僚體係中的宗派主義領導層而維持友誼。在蘇聯，恐怖統治了一切。”【6】
薩特的這一番話頓時成為法國各大報刊大肆渲染的重大新聞，並在國外被廣泛引用。由於法共對蘇聯武裝鎮壓匈牙利事件予以支持，這就使得薩特亦以更加嚴厲的態度對法共進行了抨擊。薩特聲稱：“即使我可以說，等過了這段擔憂、辛酸、苦澀的歲月，隻要蘇聯完全改變了政治方向，我們有可能恢複與蘇聯的關係，但是，對於目前領導法共的人們，我現在不會，將來也永遠不會和他們恢複關係了。他們的每句話、每個姿態，都是30年來的撒謊和僵化的結果。他們對匈牙利事件的反應，是徹頭徹尾的不負責任。”【7】薩特與和平運動中的其他非共產黨左派知識分子一起，向蘇聯政府提出了抗議，並要求它馬上從匈牙利撤出自己的軍隊。同時，他辭去了自己在法蘇友好協會擔任的副會長職務，並為匈牙利的一位流亡者的著作作序。不僅如此，薩特還在自己主編的《現代》雜誌發表了《斯大林的幽靈》。他在這篇分三期連載的長篇論文中斷言，蘇聯武裝鎮壓匈牙利事件的行為是蘇聯在二戰後的一係列恐怖和愚蠢行為的必然結果。【8】
然而，盡管薩特以其上述言行結束了與蘇聯和法共的“蜜月”，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因此就更傾向於西方。事實上，此時的薩特仍然還是絕意要走出一條獨立的“第三條道路”。在這一時期，薩特的社會活動更加頻繁。他從同一政治立場出發，既做資本主義世界的“罵娘人”，又做蘇聯集團的批評者。薩特本人後來在《七十歲自畫像》中曾提到：“正是這個時期，我在布達佩斯事件之後與共產黨人決裂了。並非全麵決裂，但是聯係切斷了。1968年以前，共產主義運動似乎代表了整個左翼，以至於與共產黨決裂就使你處於一處流放境地。一旦人們脫離這個左翼，人們不是向右轉，如那些投向社會黨的人所做的那樣，就是處於某種期待狀態，那個時候，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產黨人拒絕人們加以思考的東西一直思考到底。”【9】為此，薩特更加積極地從事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希望以自己的理論探索，更好地解決戰後資本主義社會所出現的一係列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