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為反戰而獻身的饒勒斯
與極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戰爭威脅日益逼近的關鍵時刻，饒勒斯，這位具有人道主義、國際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傑出知識分子仍不顧個人安危，忘我投身於製止戰爭、保衛和平的鬥爭之中。他的這種鬥爭是在各方麵進行的：議會、報刊、公共集會、社會黨國際代表大會，鬥爭的場合既在國內，也在國外。
為了反對戰爭，饒勒斯在1905年7月準備應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邀請赴柏林這個最大的好戰堡壘去反對戰爭狂熱。德國政府對此頗為害怕，竟通過其駐巴黎大使請求饒勒斯取消此行。德國大使在接到指示後親自登門拜訪饒勒斯，像對待一個大國一樣，告訴他德國政府的這一決定。但是，饒勒斯仍然義無反顧地前往柏林發表了著名的反戰演說。饒勒斯認為，協約國和同盟國就像兩個“把各自的列車在同一條線路上對開過去的火車司機”，指出阻止這場災難性衝突的唯一辦法就是無產階級的同時的國際行動。
1913年3月，饒勒斯在議會挺身而出，堅決反對法國政府為達到擴軍目的而將二年義務兵役製改為三年的新義務兵役法。同年5月，饒勒斯在一次有15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堅決反對三年兵役製。為了徹底擺脫反動的黷武主義，饒勒斯還在議會中大膽地提出一項實行全民武裝的議案，希望把人民同軍隊結合起來，把人民變成武裝的人民，也就是說，變成以捍衛和平與自由為唯一宗旨的武裝的人民。在饒勒斯的提議下，法國社會黨在1913年7月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了關於反對三年兵役製的最後決議。會後，在社會黨的號召下，巴黎和許多法國城市掀起了一場抗議三年兵役法的運動。
1914年7月14-16日，在大戰迫在眉睫的緊急關頭，饒勒斯使自己的反戰主張在社會黨的非常代表大會上獲得一致認同，使大會做出了呼籲采用一切辦法製止戰爭的決議。饒勒斯在大會上進一步表現出來的反戰立場以及此次社會黨非常代表大會的結果，更加引起了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對饒勒斯的仇恨。他們迫不及待地采用各種極為惡毒的語言，對饒勒斯進行謾罵攻擊，並給饒勒斯扣上了一頂頂“賣國”的罪名。如夏爾·莫拉斯在1914年7月18日的《法蘭西行動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論政權的嚴肅性》的社論，文中在提及饒勒斯時，說他是犯有“叛國罪”的叛徒、“大家的公敵”、“德國的走卒”，認為饒勒斯在這次“社會黨非常代表大會”之前，就有過成百次類似的（叛國）舉動，所以，國人應當鄙棄他、唾罵他。【11】而這一切，恰恰從反麵證明了饒勒斯反戰立場的堅定，以及其活動的影響力巨大。
社會黨非常代表大會結束後，饒勒斯仍風塵仆仆地四處奔走，為反對軍國主義、反對戰爭和保衛和平而展開各種活動。7月25日，饒勒斯在裏昂向法國公眾發表了最後一項公開演講，他憤怒地揭露了戰爭災禍的來臨，並號召各國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共同反對戰爭。7月28日，饒勒斯前往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參加社會黨國際局為拯救和平於29日在那裏召開的大會。他在布魯塞爾皇家馬戲場發表了演說，繼續為製止戰爭、爭取和平而大聲疾呼。回到巴黎後，他又堅持參加各種會議，想盡一切辦法去拯救和平，避免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