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準的性格直接影響著他待人處事的態度，總括來說，寇準的性格有剛直、使氣、豪侈等三個方麵。
第一、剛直。這是寇準性格中最明顯的一點。剛直，既包含剛強的意思，又有直率坦誠的含義。事實上，寇準在剛中進士之時，已經表現出他的剛直。當時，宋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去，有人教十九歲的寇準虛報自己的年齡，他回答說：“準方進取，可欺君耶？”這位少年進士，不怕惹皇帝不歡，大膽直言，也難怪後來天下人都對他稱道有加。寇準對待上司，也毫不客氣。在他任樞密副使時，當時的樞密使王顯偶有過失，就為自己護短，不肯改過，由是寇準對他非常輕慢。寇準的剛直，最著名的應是“挽衣留諫”一事，此事發生在淳化五年（994）他任參知政事之時，當時，他“因奏對切直，太宗怒起，準輒挽上衣留以埃處決”這件事使太宗非常讚賞，認為他“真宰相材也”又對左右說：“聯得寇準，猶唐太宗之得魏鄭公也”把寇準比作魏征，正是太宗對他的最高讚譽，也是他本人性格的真實寫照。
然而，寇準剛直的性格又有負麵的一麵。他對別人的批評是毫不客氣的，無論對方是自己的朋友還是政敵，隻要他認為不對，不符合他的觀念，他就直斥其非，不留一點情麵。寇準這種直斥人非的性格，當禦史言官是非常好的，但作為宰執之臣，就不免會引起朝廷內部的矛盾和爭鬥。當他遇到王旦這樣大度而又是同年的人的時候，就會隻觀其才，而忽視其短，大膽向皇帝推薦他。事實上，朝廷內外除王旦外，也有不少人曾經推薦寇準，如畢士安、向敏中等。但是，寇準這種剛直的性格用於政敵或中立派時就會惹來很大的麻煩，政敵會由此對他更加怨恨，而中立派則會由於不滿他的態度而成為他新的政敵。馮拯、王欽若、曹利用、林特等人就是由此與寇準交惡，並在爭鬥中與他對立。寇準剛直還有一個極端化的表現，就是與其他大臣甚至皇帝在朝廷上爭吵。如罷樞密副使時與張遜爭論，罷參知政事時在太宗麵前爭辯，在樞密使任上與林特忿爭等。這些事情被皇帝看在眼裏，都是極為討厭的。太宗說他“交構是非，煩默公上”。真宗評之“無大臣體”皆由於此。
剛直引申出來的行為就是專斷，寇準為官，也的確十分專斷。他在太宗時任參知政事，張洎既同執政，“洎奉準愈謹，事一決於準，無所預，甘言善柔而已”而後來呂端拜相之後，也不敢獨任政事，太宗也臨時改變參知政事的職能來撫慰寇準。這當然是太宗對寇準的恩遇，但也可以看出寇準當時己權傾朝野。這種情況在澶淵之盟後又再出現，真宗對此十分忌憚，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他終於在景德三年（1006）將寇準罷相。王旦對寇準這一缺點其實也很清楚，他曾經評價說：“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
第二，使氣。這是指寇準單憑自己的喜好，率性而為，往往不管事情的好壞與後果，帶有一點任性。這一點首先表現在他用人的標準上。他選人擇士從不用例，這當然可以說是他選拔人才不拘一格，但事實上也帶著他本人的偏見。馮拯一事正是最好的證明，他貶抑馮拯，就隻因為他不喜歡這個人。而在景德二年（1005）五月晏殊和薑蓋一同應真宗特試的時候，寇準又“以殊江左人，欲抑之以進蓋”反觀寇準自己所擇之人，張洎在他有危機時落井下石，丁謂更是他後期遭貶的罪魁禍首。這反映他看人的眼光是有偏差的。
寇準的個人喜好還用於待人接物，而且完全表露在自己的言語和舉止上，毫不諱飾，也不顧後果，這也是他直率性格的體現，但有時也會給他惹來麻煩。他輕慢樞密使王顯正是其中一個事例。王顯的事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實質後果，但舉薦張洎一事，卻讓他得罪同年。至道元年（995），寇準同年蘇易簡罷參知政事，張洎與蘇易簡同在翰林時已經不和，這次蘇罷參政，是由於“洎多攻其失”不知寇準是否有看破這層關係，但他與張洎關係甚好，甚至“乃兄事之”蘇易簡罷參政後，他又數薦洎不己，這就使一些同年看來，他在張、蘇的爭鬥中站在張洎一邊，因而對他心懷怨忍。在馮拯參劫他時，他的同年康戮也參與其中。
另一次是對曹利用。寇準任樞密使時，與樞密副使曹利用意見不合，於是他斥責曹利用說：“君一夫爾，豈解此國家大體耶？”曹利用也從此與他結下仇怨。寇準的使氣還表現為行為不夠謹慎，有一件事很能證明這一點，就是前文不斷提及的張洎落井下石一事。張洎本是南唐李家舊臣，博學多才，但為人品格不被時人稱道。寇準知吏部東銼的時候，張洎對他刻意奉迎，“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己以自大”故寇準與他交好，二人關係親密。但後來張洎看到寇準失勢之時，又落井下石，大言寇準退後多誹謗。“準但變色，不敢自辯”從寇準不敢自辯可以看出，他的確曾經在背後說過一些宋太宗的壞話。誹謗的話出自寇準並不奇怪，但卻不應該出自參政之口，寇準既為參政，就當注意自己的言行，這是他不謹慎之一。其二，就算他要發牢騷，說太宗的壞話，也應該注意談話的對象，以寇準的聰明，不應該不了解張洎的為人，他理應知道什麼話可以對他說，什麼話不可以。寇準好酒，估計這是他酒後失言。這種任性而又不謹慎的行為，後來成為他致命的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