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準是兩宋期間最鮮活的曆史人物，他的一生坎坷起伏卻又充滿的無尚的榮耀。他是對大宋王朝有補天之功的宰相，卻屢遭陷害，遭際堪傷，最後客死他鄉，死後也未能落葉歸根。大部分人對寇準的了解，是通過長篇曆史評書《楊家將》，其實一個真實的寇準的人生更加精彩，更加引人入勝。人們都習慣於稱寇準為“寇老西”，其實寇準並不是山西人，他是陝西人。他也並不“摳門”，他的生活奢侈無度，享盡富貴榮華。
寇準十九歲就中了進士，二十歲即任知縣，可謂少年得誌。宋太宗趙光義任命他為參政政事（副宰相）時，寇準才三十一歲；真宗時封他為集賢殿大學士，萊國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當時有民諺雲：“欲得天下好，無如召寇老”。可見寇準在太宗、真宗二朝的重要地位。仁宗時，寇準死於雷州，享年六十三歲。死後贈中書令，賜諡忠湣。真可謂是三朝元老，社稷重臣。
寇準其實是一個很有個性的曆史人物，太宗曾批評他：“好廷辯失執政體”，真宗說他“好剛使氣”“患其剛直難獨任”。呂端說他“性剛自任，好麵詆同列（《宋史·寇準傳》）”。宋人晁公武說他“議論忠直，不顧身謀”。《宋史》還記載，有一次，他向太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複坐，事決乃退。”又有一次，“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薄論曲直於帝前。”可見他在皇帝麵前，不是看風轉舵，而是剛正敢言，連罷官、殺頭也無所畏懼的。在寇準的生涯中，最為有名的曆史事件，就是澶淵之盟。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遼聖宗隆緒同其母蕭太後親率二十萬大軍攻入宋土的澶洲，（今河南濮陽縣西南之得勝城），寇準力請真宗親征。“帝難之，欲還內”。寇準進諫說：“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勿還而行。”另據《宋史記事本末》記載：“及至澶洲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攝，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即麾衛士進輦，帝遂度河，禦北城門樓，招諸將撫慰。遠近望見禦蓋，踴躍呼萬歲，聲奇聞數十裏。契丹相視怖駭。”
寇準本是書生出身，並非武將，但他很會用兵，澶淵之戰即是他的天才傑作。麵對二十萬遼軍的虎視眈眈，這時“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製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契丹千餘騎來攻城，寇準指揮兵士，一舉斬獲其大半。在緊張的戰鬥間隙，膽戰心驚的真宗派人去查看寇準所為何事，當看到寇準鎮定自如，若無其事地與人飲酒歌謔，真宗才安心來，“準如是，吾複何憂。”
澶淵之戰，本來是北宋戰勝，可真宗卻懾於契丹的軍事訛詐，早已派密使曹利用與契丹議和，加上這時以王欽若為首的投降派的勸降，寇準勢單力孤，未能阻止住這次打了勝仗，反而屈膝訂立向遼軍賠款的屈辱條約。當寇準聽說在條約中，皇帝居然許諾每年給契丹百萬幣時，即“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我斬汝矣”，結果宋朝以每年送遼國絹二十匹，銀十萬兩為條件，與遼國達成停戰協議。即曆史上有名的“澶淵之盟”。在北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的曆史時刻，寇準在經濟上為國家爭取了最大利益，在政治上為北宋帶來暫時的和平，這些曆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澶淵之役後，“楊延郎（即戲曲中六郎楊延昭）守光信軍，切虜境”。契丹軍“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賊退出境，而延郎追躡轉戰，未嚐敗”，就因為楊延郎為主抗敵，並立戰功，所以寇準在《論澶淵事宜劄子》中曾提及過楊延郎。（見呂祖謙《宋文鑒》）如果說楊家將和寇準有什麼關係，查閱有關資料，也僅此類而已。當時的楊延郎隻是個普通邊將，還沒有資格接受這位“專決軍事”的寇丞相的直接領導。因此民間盛傳說寇準曾經背著靴子，拜訪“楊元帥”之事，實際上是以訛傳訛，可能是人們出於對寇準的愛戴，而杜撰出來的，不足信。
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皇帝對直能敢言的寇準愛恨交集，既畏懼他的剛直不阿，又喜愛他的非凡才幹，因此他雖屢屢被委以重用，也屢屢遭貶，命運令人噓唏感歎。太宗曾說：“朕得寇準，猶文皇（唐太宗）之得魏徽也”這一評價不能謂之不高。寇準與知樞密院事張遜數爭於帝前，太宗盛怒之下，就罷了寇準的官。等寇準離京外任之後，太宗卻又非常想念他，經常問左右：“準在青洲樂乎？”牽掛之情，溢於言表。時不滿一年，太宗複又“召拜參知政事”。又有一次，寇準和太宗爭辯不休，令太宗龍顏大怒，太宗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宋史·寇準傳》），於是再次罷了寇準的官位。寇準的性格特征，可窺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