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山林
【摘要】現代語文教育理論將語言分為“內容”和“形式”，繼而將“言語形式”作為“語文學科”“獨立”的標誌性因素。這種“言語形式教育”論違背了“語言不可分”和“語文能力整體性”的規律，虛化了語文教育的目標和內容，走向了一條歧路。集文史哲經等文化教育為一體的古代語文教育暗合了語文作為“百科之母”的綜合性特征，從“文道一體”的本體觀念，到目標、內容、方法都符合語文教育的固有規律。因此，回歸“語言文化教育”是當代語文教育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言語形式教育反思語言文化教育回歸
【作者簡介】李山林，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
新學製下的語文學科是從古代綜合文化教育的母體中“獨立”出來的。“語文”學科單獨設置以來的百年學術史，可以說就是一部“獨立”史。百年來，語文教育學界努力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理論上讓“語文”徹底脫離它的曆史文化教育母體，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現代意義上的學科。有學者撰文標題就是《為語文真正獨立成科（課）而奮鬥》。②李海林將現代語文教育理論發展概括為兩大轉折：一是由經義教學發展成為語言教學，被稱之為“語言的覺醒”。二是由語言知識教學發展成為語言運用教學，被稱之為“語用的覺醒”。③這裏，“經義”教學，是語文的“母體”，而“語言”教學和“語用”教學則是標誌漸次“獨立”出來的語文“新體”。李海林的這種描述還是符合語文教育學術發展實際的。語文學科的命名史也大體展示了這一發展線索：從“讀經講經”到“中國文學、中國文字”，再到“國文、國語”，最後定名為“語文”。而“語文”的定名者葉聖陶先生對“語文”的解釋是“語文就是語言”，指口頭語言和書麵語言。至此，語文與語言幾乎畫上了等號，對語文的研究也幾乎都從“語言”出發。於是，就有了上個世紀“語言知識”主宰語文教育的時代，就有了由語言派生出的影響持久的“工具論”和“人文論”，就有了本世紀以來的“語感論”“言語教學論”，和“言語形式論”。也就有了寫進語文課程法定文件的“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課程性質話語。以上這些研究成果和學說，確實在理論上把“語文”從“經義”教學中解脫出來，徹底脫離母體，獨立成為一門現代意義上的教學學科了。
獨立出來的語文學科與它的母體（古代語文）的區別在哪裏？就在於一個認定“語文等於語言”，一個是“文化綜合體”。換言之，一個著落在“語言”上，一個蘊含在“文化”裏。
問題是，“獨立”出來的現代語文教育百年來不但績效不顯，反而屢遭詬病。有人用“有心栽花花不發”和“無心插柳柳成蔭”來比喻現代語文教育和古代語文教育的狀況。現代語文教育專一於“語言”，學生的語文水平卻越來越不盡如人意；而古代語文教育用心在“文化”，無心於“語言”，卻培養出了整體上語文水平很高的文人。這就令我們反思，立足於“語言”的現代語文教育理論是否走了一條歧路，而用心在“文化”的古代語文教育又暗含了多少語文教育的本體規律值得我們發揚光大。本文擬從這兩個方麵做些初步探討。
一、“語言”教育：現代語文教育理論的歧路
百年來，基於“語言”的現代語文教育理論，在發展中包含了多種學說，最初是葉聖陶先生提出的“生活工具論”，接著是“明裏探討”的“語言知識論”，本世紀以來有李海林的“言語教學論”，王尚文的“語感論”，餘應源的“言語形式論”等。這些學說盡管名目不同，內涵也有差別，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就是“語言”。有的強調語言作為“生活工具”的重要性，有的看重“語言知識”在語文學習中“明裏探討”的作用。“言語教學論”注重“語用”，“語感論”提出“語感”是語言能力的核心。“言語形式論”最致力於語文學科的“獨立”，提出語文教學的內容應該側重“言語形式”，並以此區別於其他學科的教學。這些理論的一個共同點都是把眼光落在“語言”這個他們認定的形式因素上，“語感”是對“語言文字”的感覺，“言語”是指“語言文字的運用”，“言語教學”就是“語言文字運用”的教學。“語言文字”是它們共同的關注點。概括來說，現代語文教育致力於學科獨立的理論線索是：語文→語言→語言知識→言語→言語形式。立足點從“語言”開始，最終落到“言語形式”這一單純的因素上，以顯示“語文”純粹的本質。
現在我們提出一個問題：語言（言語）在教學的意義上，是否可以分離出“語言（言語）形式？”語文中的“語言”是否就隻指“語言（言語）形式？”
（一）語言不可分：來自語言本體理論的反思
語言可不可分，這牽涉到語言的本體理論。在語言學理論中，有許多不同的語言觀。但在現代語文教育理論中，主要借鑒了“語言工具觀”，並寫進了法定的課程文件：“語言文字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信息載體。”把語言認定為“工具”和“載體”，就埋下了語言可分的觀念。因為語言是“工具”，就意味著它與對象可以分離。這種可以分離的語言“工具觀”，在語言學史上，早已遭到了洪堡特、卡西爾、伽達默爾一大批語言哲學家的質疑和批判。實際上，在語言本體理論中，“工具”隻是語言功能特性的一種比喻，它無法涉及語言的本體屬性。語言在本質上顯然不是“工具”，而是人的精神經驗本體。但由於語言具有“聲音”和“文字”的物質外形，就被人誤以為是一種可以“用”來使用的“工具”。殊不知，作為語言的“聲音”和“文字”的物質外形隻是人類精神所特有的一種象征符號，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語言是一種“音義結合”的象征符號體係。這種符號與它所象征的精神內涵是不可分離的。在語言中，有聲語言的“語音”和記錄有聲語言的“文字”是粘附在它的“意義”上的，離開了它粘附的“意義”，它就不是人類語言意義上的聲音符號和文字符號。所以，作為語言的聲音符號和文字符號雖然它表麵上具有物質形式（可以訴諸於人的外在感知的“音”和“形”）的特征，但這種物質形式不具備“獨立”的特性，它隨它的“意義”生而生，也隨它的“意義”亡而亡。換言之，語言作為人類精神經驗本體，在人的生活世界中體現為一個言意整體，意成於言，言即為意，言生於意，意即為言，言意一體，不可分割。由此可見，“語言（言語）形式”是一個無法分離出來的東西，自然，“語言（言語）形式”論在學理上也是很難成立的。
（二）語文能力的整體性：來自語文教學的反思
從語言（言語）的不可分，說明語文教學無法純粹立足於“語言（言語）形式”。我們再從語文教學的目標來看。語文教學的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那麼，這個“語文能力”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是由哪些因素構成的？如果說，語文能力就是語言能力的話，那麼，從語言是人類精神經驗本體的觀點來看，語文能力就是人的綜合性的精神能力，它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現代語文教育理論基於“語言可分”的“工具”觀，對語文能力的研究特別強調“運用”語言的途徑、手段等因素，如將語文能力分為讀寫聽說四個方麵，又分別對這四個方麵的構成因素進一步分析。如閱讀能力就分成認讀能力、解讀能力、鑒賞能力；寫作能力又分為一般能力（觀察力、思維力、想象力等）和特殊能力（審題立意、確立中心、謀篇布局、遣詞造句等）。這些研究都是立足於“運用語言”的能力角度，對於培養“綜合性”語文能力而言，其偏頗和缺陷是明顯的。因為語文能力是一種綜合性的精神能力，它的構成不單純隻是“語言工具論者”所謂的“語言運用”因素，還有更重要、更為根本的文化因素。如知識因素、認知因素、思想感情因素這些在語文能力中可能比“語言運用”因素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無論是閱讀還是寫作，缺少這些因素就談不上閱讀和寫作這些語言運用行為。比如說，如果你對某一領域的知識一無所知，盡管你所謂的語言能力強，能說能寫，但你麵對這一陌生領域，你也會無話可說，無從著筆，這時，你也談不上“語言能力強”，也不能說你“能說會寫”了。可見語言能力是建立在相應的知識、認知和思維能力基礎上的，離開了相應的知識、認知和思想，所謂的語言能力隻是“空中樓閣”。關於這一點，有心理學家早已提出，認知發展是語言發展的基礎。④現代語文教育理論尤其是那些所謂的“科學化”理論，特別強調“語言（言語）技能”的訓練，很有可能是一種舍本逐末、或顛倒本末的做法。語文能力是一種綜合性的能力，它聚知識（認知）、思想（感情）、審美、思維和語言技能於一體，這種綜合性是無法切分的，無法把其中的某一因素分析出來專門加以培養。尤其是不能把“語言技能”獨立出來專門培養。事實是，知識、認知、思想、思維、審美這些都是“語言”的，而“語言”又無法脫離這些而“獨立”，所以，著眼知識、認知和思想，也就是著眼“語言”，“知識”和“思想”體現為具體的“語言”（言語），掌握了一種“知識”和“思想”，就是掌握了一種具體的“語言”（言語），所以，擁有了豐富的知識、認知和思想，也就具備了良好的語言能力的基礎。但這句話，不能倒過來說，不能說，擁有了良好的語言能力，就擁有了豐富的知識和思想。但是卻可以說，沒有豐富的知識和思想，就不可能具有良好的語言能力。因為，是知識、認知和思想決定語言，或者說先於語言。語言起源的事實應該是先有事物要認知，人類才創造語言來命名事物，先有思想感情要表達，人類才發出聲音，形成了有聲語言。在語言創造非常完備充足的今天，無需我們先有認知和思想再來創造語言，因為有先人創造的現成語言來表現這些認知和思想，但麵對這些用語言形態承載和表現的知識和思想，人們著眼的自然是知識和思想，而不是承載和表現知識和思想的語言，隻是在獲得這些知識和思想的同時，自然的也就獲得了運載它的語言形態。同樣，當你準備傳遞某些知識，表達某些思想時，自然也就是用和這些知識與思想一起的語言形態來傳遞和表達了。
由此可以看出，構成語文能力的知識、認知、思想等內容因素與語言表達等形式因素是一個不可切分和分割的整體，如果一定要區分二者，也是知識、思想內容決定語言表達形態，而不是相反。知識、認知、思想是語文能力的決定性因素，語言表達技能隻是次要的附帶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