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襲袈裟，一串念珠，一雙芒鞋，一隻盂缽，一身瘦骨，一懷愁緒。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他踟躕於十九世紀末的血雨暗夜，徘徊於20世紀初的腥風長街。他命定是弱者中的強者，卻又是強者中的弱者；他命定是詩傑，是情聖，是丹青妙手，是革命和尚，卻又是斷腸客，傷心人，薄命者。參禪則意猶未定，避世則情猶未絕。他萍蹤浪跡，四海為家，如此悲苦交煎之心，如此蒲柳弱質之體，卻偏要向天涯更遠處漂泊，漂泊……
數十年風雨後，我們邂逅於西湖邊，孤山下，他依然清瘦若雛菊，憂鬱似丁香。未及叩問，未及攀談，閃霎間，他便如一葉薄薄的剪影隨風飄逝了，隻聞見茫茫白水上傳來琅琅詩聲——
契闊生死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
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
這回，他真的走了，毅然決然地走了。這位天下第一癡子果真能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果真能拋閃得下三寸靈台上那個如血奔心的“情”字？
要了解蘇曼殊（1884-1918）煙花般燦爛而又短暫的一生，則無論如何也繞不開他的身世謎團——那不願示人的難言之隱，一個至死也未能解開的心結。
蘇曼殊的父親蘇傑生原籍廣東香山縣瀝溪鄉蘇家巷，青年時期赴日本淘金，三十九歲時在橫濱英商萬隆茶行任買辦，他還在國內捐得官職，算得上左右逢源。據馮自由的《革命逸史·蘇曼殊之真麵目》所記，蘇傑生的妻子黃氏滯留在國內，他耐不住寂寞，便也像別人那樣“包日本婆”，與日本女子亞仙同居，生下蘇曼殊。當年，這種華父日母的混血兒被旅日華僑稱為“相子”。
坊間多種《蘇曼殊傳記》均誤信柳亞子的杜撰為實，稱蘇傑生在橫濱納河合仙為妾，並勾引她的胞妹、時年十九歲的河合若，蘇曼殊便是這場不倫之情珠胎暗結的產物，河合若將私生子留給姐姐撫養，然後半羞愧半欣喜地嫁給了一位仍在服役的海軍軍官。其實，這種類似於豔情小說情節的東西並不靠譜。蘇曼殊小時候名叫子穀，絕對沒有小宗之助的日本乳名。其脈管裏流淌的一半是大漢民族的精，一半是大和民族的血；一半是鹹腥，一半是苦澀；一半是無語話淒涼，一半是有心傷離別；在蘇曼殊心目中，東瀛與赤縣，都是故國，又都是他鄉。這倒是千真萬確的。
四歲時，蘇曼殊的繪畫天才即已早露，“伏地繪獅子頻伸狀，栩栩欲活”。就在那年，一位過路的相士偶然見到雙眸朗若流星的曼殊，忍不住駐足感歎道：“是兒高抗，當逃禪，否則，非壽征也。”天機乍泄，當時卻無人會意。
蘇傑生喜歡這個宿慧天成的兒子，樂得由他來延續蘇家的香火，光耀蘇家的門楣。六歲時，蘇曼殊隨嫡母黃氏漂洋過海，回到廣東香山瀝溪老家，入讀鄉塾，他那病病歪歪的身子骨多少有些招架不住。何況身世成謎，平日裏他受到族中子弟的奚落和排斥，似乎連阿貓阿狗都有資格瞧不起他。曼殊天性敏感，內心的悲憤無處訴說，其痛苦可想而知。曼殊九歲時，母親亞仙與父親蘇傑生關係破裂，他在家族中的地位更是墜落穀底。十二歲那年，他大病一場，竟然被當家的大陳氏棄置於又髒又破的柴房，飽嚐饑渴之苦，險些一命嗚呼。
十五歲時，蘇曼殊就讀於橫濱華僑創辦的大同學校，馮自由與他同學，說他“性質魯鈍，文理欠通，絕未顯其頭角”。兩年後，蘇曼殊入讀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此時他就有了輕度精神疾患的表現。某日夜裏，他突然一絲不掛闖入劉師培、何震的臥室，手指洋油燈大罵，令劉師培夫婦莫名其妙。不知何故，蘇曼殊的生活來源突然枯竭，僅由林姓表兄每月資助十元。他極為勤儉，住的是最便宜的房子，吃的是最差勁的夥食，為節省火油費而夜不燃燈。數月後，蘇曼殊申請公費留學，轉入振武學校，學習初級的陸軍科目。
1904年1月初，蘇曼殊向馮自由求得一封介紹信，到香港去見陳少白，下榻於中國日報社。閑來無事，蘇曼殊突發奇想，若能刺殺康有為，則可為天下除害。為何他要鏟除那位保皇黨領袖？起因是康氏吞沒華僑捐款，致使唐才常領導的庚子年（1900年）武漢自立軍起義因經費支絀，槍彈匱乏，被迫延期，謀泄而敗，二十餘位誌士身首異處。蘇曼殊挺身冒險，完全是激於義憤，可是康有為防範甚嚴，他根本無從下手。這時，蘇傑生聽說兒子歸國，便尋到香港，要蘇曼殊回香山老家完婚，蘇曼殊避而不見，玩了一回人間蒸發，無人知其去向。
離港後，蘇曼殊前往廣東番禺縣雷峰寺（一說為海雲寺）削發為僧，具足三壇大戒，皈依了主張“我心即佛”的曹洞宗。然而他不堪修行之苦，竊取已故師兄博經的度牒（僧人的身份證明和戶口），重返香港。
1904年春，蘇曼殊以玄奘、法顯為榜樣，萬裏投荒，去泰國曼穀朝聖，在玉佛寺拜喬悉摩長老為師研習梵文，為期不久，卻大有收益。他還獨身前往錫蘭（斯裏蘭卡）菩提寺駐錫（僧人出行，以錫杖自隨，故稱僧人住止為駐錫），開筵講經，頗受歡迎。初夏時，他途經越南回國，以當地烙疤的方式再度受戒。
1907年秋，蘇曼殊原打算與章太炎結伴西遊，赴印度朝聖，深造佛學，終因川資短缺而未果。
蘇曼殊在其筆記小說《嶺海幽光錄》中表彰明清換代之際抗節不撓、視死如歸的義僧祖心，曾借題發揮：“嗟夫！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為春秋，史之不幸也……”他在致劉三的信中有這樣的句子：“濁世猖披，非速引去，有嘔血死耳。”蘇曼殊為何要出家？這些話可以作為一部分注腳。
然而三師七證又如何？燃頂烙疤又怎樣？蘇曼殊終究做不到禪家強調的“不沾，不著，不滯，不昏，不染”，做不到四大（地、水、火、風）皆空，五蘊（色、受、想、行、識）非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清淨，他做不到。他的悲劇人生既由身世促成，由社會造成，也由性格鑄成。他任性，偏執，脆弱，悲觀，恃才傲物，憤世嫉俗，落拓不羈，因此之故，雖譽滿國中，遍交當時名士，卻依然認定自己是孤獨的漂泊者，伶俜一人麵對洪荒樣的世界，他滿懷驚恐，無所適從。他與異域詩魔拜倫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首先，兩人均有容易傷及自尊的缺陷，拜倫跛足，而曼殊是私生子；其次，兩人均具有自由不羈的叛逆精神，永不饜足的激情，淪肌浹髓的厭世感，且與舊道德格格不入；其三，兩人均是多年漂泊異域，同樣深愛著異邦的美女（拜倫愛雅典女郎，曼殊愛日本的百助楓子），同樣具有唐璜好色如狂的毛病，同樣是用藝術創造力平衡內心的風暴。但他們又有不同的特點，拜倫敢於釋放內心的魔鬼，並有勇氣與之周旋，他的浪漫是從肉欲到精神的雙重浪漫，比唐璜更荒唐，曼殊則一心想與魔鬼媾和，在肉欲方麵頂多打一打擦邊球，這種七折八扣的東方式浪漫（謂之意淫更恰當）顯然帶有自懲和自虐的傾向。他在女友雪鴻所贈的《拜倫遺集》扉頁上題寫過這樣一首詩：
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篇吊拜倫。
詞客飄零君與我，可能異域為招魂。
曼殊視拜倫為異代異國的知己，他們同樣熱愛自由，追求浪漫，崇尚革命，也同樣英年早逝，一個三十五歲，一個三十六歲。
蘇曼殊的朋友圈子很大，多數是後來震蕩了曆史風雲的人物：黃興、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鄒容、陳天華、廖仲愷、何香凝、陳獨秀、馮自由、章士釗、劉季平（即劉三）、何梅士、趙聲、於右任、柳亞子，陳去病等。
章太炎有一句名言：“革命是補瀉兼備的良藥。”在亂世中，這副藥能使各色人等為了不同的目的聚合在一起。1902年，蘇曼殊加入陳獨秀領導的“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的“青年會”。1903年春，由橫濱僑商保送，蘇曼殊從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轉學至成城軍校，為了革命的需要，他學習陸軍，與蔡鍔為先後校友。
生逢艱難時世，蘇曼殊不想自求多福。在成城軍校，他天天舞刀弄槍，胡服騎射，適逢東北受強虜踐踏，遂毅然加入抗俄義勇隊，立誓要血戰沙場，馬革裹屍還。然而誌士歸國失路，勇士報效無門。滿清專製王朝太黑暗，太腐朽了，天柱將傾，四維欲絕，猶自酣沉於夢寐。蘇曼殊熱血未冷，他在孫中山與黃興的麾下以筆為旗，以筆為槍，向黑暗勢力發起強有力的挑戰，恨不得一腳踹翻清王朝，一拳打倒袁世凱。他修持的是大乘佛諦，以天下為懷，以蒼生為念，以救國為職誌，萬死不顧一身，因此他成為名聞遐邇的“革命和尚”和“兵火頭陀”。蘇曼殊視軀殼為蔑有（烏有），極富犧牲精神，見義即赴，無算計，無保留，難怪孫中山讚他“率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