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黼為固位邀寵，慣於彰功掩過，甚至不惜弄虛作假以邀“功”。
徽宗及六賊集團的腐朽統治，激起了方臘、宋江等農民起義。當方臘在睦州初起時，王黼正竭力粉飾太平，以證明自己治國有方，因而當“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之時，王黼怕因此影響徽宗的對他的寵信，隱情不報，寄希望於地方官的鎮壓以圖僥幸。方臘起義的規模越來越大，“蔓彌延月，遂攻破六郡”，最後終於為徽宗所知，“帝遣童貫督秦甲十萬始平之”，但王黼不但未因隱情不報而致罪，“猶以功轉少傅，又進少師”。
在鎮壓方臘起義的過程中，王黼與童貫兩賊因爭權奪利曾發生狗咬狗的鬥爭。當童貫去鎮壓方臘起義時，徽宗曾付以全權，令其便宜行事，如有緊急情況，可以皇帝禦筆名義發布文告。童貫至東南一帶，見人民困於花石綱之擾，聽說方臘起義乃由此引起，為了緩解人民的不滿，麻痹人民的鬥誌，便狡猾地以徽宗名義令董耘仿皇帝口氣作“罪己詔”，而且頒布了罷應奉局之令。童貫平定方臘起義歸來，王黼對徽宗說：“方臘起義乃由茶鹽法引起，與花石綱、應奉局無關，而童貫竟以奸言歸過於陛下！”徽宗因此對童貫很不滿意。但陰險毒辣的童貫也非好惹之人，他聽說此事後，便去離間徽宗與王黼的關係，並謀劃重新起用蔡京以取代王黼，王黼這才著了慌。他終於對童貫奈何不得。但徽宗隨即恢複了應奉局，並將代禦筆作“罪己詔”的董耘治罪。
王黼雖已身居高位，並代蔡京而執政，但他的胃口極大，並不以此為滿足。他還要獲得更高的地位，撈取更多的錢財。早在他做太宰時，就對太師之位垂涎三尺，對身居太師、魯國公之位的蔡京“深有羨慕之色”。王黼一直在處心積慮地謀求此位。他的手下親信曾為此出謀劃策說，“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這樣的高位就“不難至”了，王黼認為很有道理。因而他一直在等待這一“承當一大事”的時機。
機會終於來到了。
當時，長期威脅宋朝北部邊境的遼朝，在天祚帝統治時期，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國力因內訌而大為損耗。整個國家江河日下。而此時金朝卻異軍突起，日益強盛起來。它躍躍欲試，要對遼“起兵問罪”。宋徽宗及其一部分大臣，看到遼有必被金所滅亡之勢，便想借助金人的力量收複五代以來的燕雲失地，以緩和國內矛盾，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因而準備采取聯金攻遼的方針。王黼就是一個聯金攻遼的最積極的鼓吹者和謀劃者，不過他的目的不在於收複失地，也不是出於民族感情，而完全是為了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關於聯金抗遼，當時大臣“多不以為可”。起初，當蔡京、童貫、趙良嗣等人力主聯金攻遼之時，趙隆、鄭居中、安堯臣等人就堅決反對。安堯臣曾上書論聯金攻遼之事說：“宦寺專命，倡為北伐。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今童貫深結蔡京，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強敵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曆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新起之敵乘間以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應該說，安堯臣之論是有遠見的，他已認識到北宋未來最危險的敵人是金而不是遼，如聯金攻遼，必然唇亡齒寒而被“新起之敵”的金朝所乘。當時徽宗也有一定顧慮，故猶豫未決。為了促使徽宗早定聯金攻遼之計，王黼不惜玩弄詭計。他聽說畫學正陳堯臣善畫肖像，並會相術，便推薦陳堯臣出使遼朝。“堯臣即挾畫學生二人與俱，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遼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並圖其山川險易以上。”於是，徽宗“大喜，取燕、雲之計遂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