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綱是主戰派的著名代表。“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意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以李綱這樣的人才和威望，當國土淪喪、強敵壓境之際，無疑乃國之棟梁，堪可寶貴。但黃潛善妒賢嫉能，為推行其投降賣國主張，百般排擠傾陷李綱，使李綱根本無法貫徹實施其抗戰措施，難以發揮其本來可以發揮的重大作用。
早在靖康年間，李綱就曾力挽狂瀾，阻止了避敵南逃之議，提出了“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的戰略，曾一度鼓舞了士氣，一時頗有匡複振作之象。但宋欽宗後來又聽信了“浪子宰相”李邦彥的讒言，罷李綱尚書右丞之職以媚金人；甚至為了與金達成和議，竟以“綱主戰議，喪師費財”為由，將李綱再謫寧江。不久，金兵再度攻入，宋飲宗看到議和並不能起到阻止金兵南侵的作用，於是再次起用李綱。李綱率勤王之師行至中途，都城失守，徽、欽二帝被金人擄去。趙構開大元帥府於河北，複李綱舊職；即位之初，因李綱最孚眾望，乃拜其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右相）。李綱頗思竭盡匡扶之責，為國效力，實施其抗戰主張，以保宋朝社稷。後來的事實證明，李綱主張抗戰是惟一正確的選擇，而且其很多設想都是可行的。但是，在奸佞當道的情況下，李綱再度受挫，他的滿腔熱血隻能付諸東流。
李綱拜相，黃潛善等投降派立即群起而攻之。黃潛善、汪伯彥自認為有“樊附之勞，擬必為相”，對李綱為相非常嫉妒和不滿，千方百計地進行排斥和打擊，對李綱的一係列正確建議極力進行阻撓和破壞。
李綱拜相後，首上十議，其大略為：一議國是，反對屈辱求和，主張戰守；一議巡幸，認為皇帝駐地“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一議僭逆，主張處死國破僭位的張邦昌“以為亂臣賊子戒”；一議偽命，提出“國更大變，士大夫屈膝偽庭者，不可勝數，宜依唐肅宗六等定罪，以勵士風”；一議戰，認為“軍政久廢，宜一新紀綱，信賞必罰”；一議守，主張“沿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扼敵衝”；一議本政，反對政出多門及閹官、恩幸、女寵幹預朝政；一議責成，主張“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一議修德，主張“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
就當時的形勢來看，李綱所上十議，應該說是禦敵安邦的宏猷良策，高宗如果真能切實貫徹實行，或許會有中興之望，但黃潛善等人卻大加阻撓。他們作賊心虛，對其中“僭逆”、“偽命”二議尤為諱忌。李綱進“十議。後，帝與潛善等謀之”，黃潛善等人為高宗出謀劃策，將李綱的“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李綱據理力爭，但黃潛善堅持異議，“主邦昌甚力”。李綱對高宗說：“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綱“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但當時李綱為舉國軍民希望所在，高宗還不能舍李綱而不用。後來，李綱雖然作了讓步，提出“邦昌罪當誅，陛下以其自歸，則貸死而竄之”，但黃潛善仍然百般庇護張邦昌，說什麼“在遠不如在近”，結果，僅貶張邦昌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趙構稱帝後，在皇帝應駐蹕何處的問題上，朝廷內形成了兩派的對立。李綱誌在恢複中原，認為“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天子應該“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複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複振矣”。又認為，“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複中原而有西北”，“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無其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李綱總結了曆史上的經驗教訓，具有長遠的戰略預見，其主張是正確的。但是黃潛善、汪伯彥等人卻迎合高宗避敵苟安的心理，力主“巡幸東南”，阻止李綱之議，將李綱的諸多論諫“留中不報”。建炎元年七月，高宗“詔幸東南”，“李綱極論其不可”，並且詳細論述了駐蹕西北的好處，指出：“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委而去之，豈惟金人乘間以擾關輔，盜賊且將蜂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且不可得，況治兵製敵以迎還二聖哉！為今之計，或當暫幸襄、鄧以係天下之心。蓋襄、鄧西鄰川、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財，東連江、淮，可以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今冬計且駐蹕，俟兩河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在李綱的力爭之下，高宗不得不收回手詔，“許興南陽，以範致虛知鄧州，修城池，治宮室”。但“既而潛善與汪伯彥力請幸東南”，使高宗既許之議複又動搖。看到黃、汪等人的阻撓和破壞，李綱對人說：“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於是李綱向高宗進言說：“臣近者屢蒙宸翰，改正已行事件，又所進機務，多未降出，此必有間臣者。”又“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並立，且言疑則當勿用，用則當勿疑”，但高宗惑於黃潛善等人之言，並不能真正倚信李綱，“後數日，遂有並相之命”，授黃潛善為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右相），用以牽製李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