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府的家族擠進了《姓氏錄》，他又覺得先祖的墳墓實在寒酸、有失體麵了。於是，李義府要將其祖父改葬於永康陵旁。李義府大興土木，示意附近各縣都派丁夫、車牛參加修建。三原縣縣令李孝節趁機竭力討好李義府，私下征集眾多丁夫、車牛，晝夜不停地輸土築墳。見三原縣令如此大張旗鼓，附近七縣的縣令惟恐自己稍有怠慢而得罪了李義府，便迫不得已地帶領人丁、車牛去供役。高陵縣縣令張敬業一向忠厚老實，迫於壓力，終日勞累，活活累死在工地上。助役者七縣之多且不說，就連王公以下的各級官吏也都爭先恐後地為其送禮，贈送安葬所需用品。送葬那天，高宗下詔令“禦史節哭”。送葬的馬車，以及祭奠供帳等物，從灞橋到三原70裏，浩浩蕩蕩，絡繹不絕。“轄輔芻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典無與比者”，成了唐朝以來王公大臣們未曾有過的豪華葬禮。這既是他貪得無厭、盤剝百姓的充分表演，又是他權傾朝野的一次炫耀和示威；為祖父遷墳，竟有這般舉動——上至高宗下詔，中至公卿送禮，下至縣令供役，達此者能有幾人？足見我李義府權高勢重，誰人能奈我何？可以說，李義府的移葬祖墳之舉，既是想光宗耀祖，更是玩弄陰謀詭計的十足暴露。
李義府越發得勢就越加鑽營奸佞之道，不僅自己肆無忌憚，就連整個家族也無所顧忌，“專以賣官為事”。久而久之，高宗也覺得他的所作所為未免有些過分，勸他說：“聽說你的兒子、女婿不以法行事，多有過失，朕已為你多加掩蓋，你應該勸他們少為之。”可以說，作為一國之君的高宗，這番話說得相當客氣了。然而，李義府自恃有武後撐腰，揣摩眾臣無有敢上諫其罪之人，便勃然變色，慢慢地問：“是誰向陛下這麼說的？”高宗說；“何用問我，是你自己所為嘛！”李義府無言以對，但並未對高宗謝罪，隻是慢慢退去，惹得高宗滿心不悅。李義府之所以敢於如此對高宗不恭，就是因為他有武後這個靠山，而武後的宮中派又是朝中最有勢力的。李義府利用皇帝的軟弱無能，有時居然不把皇帝放在眼裏，可見其驕橫無羈到了何等地步！